佛罗伦萨羊毛行会

羊毛行会是中晚期中世纪佛罗伦萨的重要大行会之一。其权力中心不是所有羊毛业工人的共同大会，而是经营羊毛制造和贸易、组织资金与生产的商人。行会身份又与担任城市公职的资格相连，因此行业规则直接影响政治代表权。

阿曼纳蒂对行会结构的研究区分了享有完整权利的商人经营者、权利较少的独立专业作坊，以及从事洗毛、梳理、纺织等工作的受辖劳动者。一个人可以受行会法庭约束，却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其决策；“属于羊毛业”不能直接等同于“成为羊毛行会的政治成员”。

参考：[2]

1317—1319年的章程把生产与交易组织成受监督的体系。开业须经执事和代表表决许可，并缴纳入会费用；长期从业者与新进入者适用的费用不同。羊毛及纱线不得随意出售给未获资格、没有规范交易账簿的人，商人必须逐笔登记买卖。

章程还禁止把外地制造的呢绒冒标为本地产品。登记、检验与处罚既服务于商品信誉，也维护成员对市场的控制。到十六世纪，商人资本仍占据优势，围绕中介、计件报酬及实物抵薪的纠纷，显示行业治理一直涉及劳动成本，而不只是技术标准。

参考：[1] [2]

行会拥有裁判和惩戒权。早期章程禁止结成反对行会执事或权威的组织，并规定雇主控告学徒、雇工侵占财物时，可以要求迅速处理甚至拘押。这些规范体现雇主与受雇者在司法入口上的不对等；它们是制度规定，不能当作每宗案件实际结果的逐案记录。

1378年7月，梳毛工等人的诉求包括撤销羊毛行会的特定执法官员，并设立不再受其控制的独立行会和执事。新行会的出现，是劳动者试图把经济从属转为集体代表资格的一次突破。起义揭示了这套制度的内部裂缝，却并非羊毛行会全部历史的起点或终点。

参考：[1] [3]

行会的公共作用也体现在圣母百花主教座堂。1331年10月2日起，原由多个行会分担的工程管理，改由羊毛行会独力监督，并采用新的筹资办法。此后钟楼扩建和穹顶工程均在这一长期管理框架下展开。

这种监督涉及财政、委任和工程行政，并不表示建筑师与石匠都是羊毛行业成员。羊毛行会对工程的管理一直延续到1770年旧行会被废除，显示它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城市公共资源与声望的重要承担者。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