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在家与出家之间
达摩波罗原名 Don David Hewavitarane，生于锡兰佛教家庭，却接受过基督教传教学校教育。他后来参与神智学会的活动，与亨利·奥尔科特、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等人交往。这些跨文化关系不仅提供传播网络，也影响了他解释佛教的语言。
“阿那伽里迦”意指无家者。他以独身、节制和宗教服务塑造个人生活，但在大部分公共生涯中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比丘。这种介于僧俗之间的位置，使他能够同时组织在家信众、倡议僧团改革并出国演讲。
圣地运动与跨国组织
1891年，达摩波罗访问印度佛教圣地，并创办摩诃菩提会，推动佛教徒取得菩提伽耶圣地的控制权。当地既有印度教管理者，因而这项事业包含宗教权属争执和诉讼，不能只理解为修复古建筑。
加尔各答成为重要活动基地，1892年创刊的《Maha Bodhi》帮助组织跨地域讨论。孟加拉知识界的支持、夏威夷玛丽·福斯特的资助，以及他对日本的访问，均说明事业依靠多方协作。他与神智学会后来出现分歧，也表明佛教复兴和泛宗教联盟并非同一个目标。
参考：[2]
芝加哥讲坛上的宗教论辩
1893年，达摩波罗参加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将佛教呈现为能够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伦理道路。这不只是单向向西方“介绍东方”：他也公开批评基督教传教士的傲慢与不宽容，要求传教实践符合基督教自身宣扬的谦和与爱。
相关演说的比较方式兼有沟通与竞争。他在解释业与人的处境时，强调行为责任，不依赖人格神的干预。这样的论辩意在争取平等发言位置，同时维护佛教的优越性，不能等同于承认所有宗教教义毫无差异。
社会改革与排他性的张力
他的改革深入日常生活。1898年发表的《Gihivinaya》为在家佛教徒规定生活行为，教育计划则试图结合宗教修持、世俗知识与外语，以培养能够向世界传播佛教的人。复兴因此既是反对外来贬抑，也是对佛教社会内部习惯的整顿。
与此同时，他对穆斯林及其他宗教群体使用过敌意和贬抑性语言。这些言论不能被反殖民立场遮蔽。兰布克韦拉强调，后世把他固定为单一民族英雄，也会忽略其长期海外活动与变化的自我定位。理解他的遗产，需要同时承认跨国宗教创新及其排他性思想，而非将二者择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