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族记忆到书面搜集
汉帕特·巴的知识来源与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家族和讲述网络紧密相连。赫克曼在1993年的回忆文章中，根据他1985年亲自口述的经历，记载了童年听取历史与故事的过程：父系家庭侧重马西纳富拉政权的传统，母系亲属则传述欧麦尔及塔尔家族的事迹。不同家族保存的是各有位置与情感联系的历史记忆，而不是一个无差别的“非洲声音”。
按照这份自述，他从1921年前往上沃尔特瓦加杜古就任行政职务的旅途中，开始系统地写下笔记。童年的记忆训练与成年后的书面记录因而是两个相连而不同的阶段。这一分期来自当事人晚年的回顾，呈现了他如何理解自己的搜集生涯。
参考：[1]
历史研究与文学转写
他的作品横跨历史、民族志、宗教思想和文学。《马西纳富拉帝国》由他与J. Daget合作完成，保存了吟游叙事者对历史事件的讲述，也涉及政治组织、行政、习俗和富拉语词汇；它既不是他个人独立创造的历史，也不是未经组织的录音文字稿。
文学研究者克里斯蒂亚娜·塞杜强调，汉帕特·巴将富拉语作品与法语译文并置，把集体流传的口述资源转化为带有个人表达的书面文学。《旺格兰的奇异命运》与自传《阿姆库莱尔，富拉人的孩子》展现了这种叙事能力；关于蒂埃尔诺·博卡尔的著述，则体现了他的伊斯兰苏菲思想背景。不同体裁所承担的记忆、解释与创作功能并不相同。
参考：[2]
口述遗产的国际倡议
1960年12月1日，汉帕特·巴作为马里代表团负责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呼吁保存随传统传承者去世而可能消失的知识。他随后于1962至1970年担任该组织执行局成员，使口述传统的价值进入国际文化合作的讨论。
流传甚广的“一位老人去世，如同一座图书馆焚毁”概括了这一主张，却不是1960年讲话的逐字引文。《教科文组织信使》依据讲话记录指出，他当时谈的是传统知识传承者死亡所造成的文化资源损失。这个区别使警句重新落在具体的传承关系上，而不意味着每位老人的记忆都能不经辨析地当作历史事实。
档案与传承的延续
他在1985年写给青年的信中，将文化根基与向他人开放联系起来，主张在维护自身身份的同时倾听、交流，而不是把传统理解为拒绝变化的理由。其保存文化的目标也包含代际之间重新建立理解。
以他命名的基金会保存的材料包括千余份未刊手稿、口述传统和仪式笔记、阿拉伯文手稿、书信以及国际会议文件。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项目伙伴承担整理和保护工作，这与汉帕特·巴生前的搜集、写作相互衔接。多种材料并存，也留下了区分讲述者、记录者、翻译者和后续整理者贡献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