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改革到群众组织
加法尔·汗的社会改革早于他与甘地及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正式合作。他创办独立学校，重视普什图语、宗教伦理和实用知识，并把教育与乡村生活改善结合起来。服务社会不是反殖民斗争的附属活动，而是培养共同责任和行动能力的基础。
1929年形成的“真主仆人”运动吸纳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穿红色制服，因而又被称为“红衫军”。知识分子关心文化振兴，小土地所有者希望扩大政治参与，农民则反对经济压迫。加法尔·汗把这些诉求组织在一起，不能因此假定所有参与者都有完全相同的动机。
非暴力的地方根基
运动要求成员不报复、服务他人，并以纪律训练支撑这些承诺。队列、体能训练与组织层级具有军事外形，目标却是使人们能够承受镇压而不以武器还击。乡村卫生、教育和互助也帮助成员把克制落实于日常关系。
“边疆甘地”这个称呼突出了两人的联盟，却容易遮蔽加法尔·汗自身的思想来源。哈里斯强调，他从伊斯兰的正义、服务和忍耐观念，以及普什图文化中的庇护、宽恕与互惠传统汲取力量。把普什图人预设为天生暴力、再把运动解释为个人奇迹，会延续殖民叙述的偏见。
反殖民行动与省级政治
1930年，运动参与公民不服从行动，采用示威、抵制和不合作等方式。英国当局以拘捕、军事管制及暴力镇压回应；白沙瓦基萨赫瓦尼市场的流血事件成为重要记忆。加法尔·汗多次遭监禁，组织仍借地方网络延续行动。
与国大党的联盟打开省级政治空间。1937年选举后，省政府由他的兄长汗·萨希卜领导，而不是由加法尔·汗本人担任首脑。社会运动与政府职位应予区分：进入有限自治体制扩大了改革机会，也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不合作施压的活动方式。
参考：[1]
分治留下的自治难题
加法尔·汗反对以宗教划分印度。1947年西北边省公投只提供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选择，没有他所要求的普什图自主选项；他与运动支持者抵制投票。省份随后并入巴基斯坦，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分治安排的异议已经消失。
他后来向巴基斯坦宣誓效忠，但仍因自治诉求和政治活动遭反复监禁，并曾流亡阿富汗。“真主仆人”运动于1948年被禁止。其生涯由此显示，结束殖民统治与解决边疆社会的代表权、文化承认和自治问题，是彼此关联而并不相同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