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种名称追问变异的分布
1926年，瓦维洛夫发表《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献给研究栽培植物地理的阿尔方斯·德康多尔。论文的出发点，是同一种作物内部存在大量稳定差异：种子形状、颜色、叶片、株高和生育期并不相同。仅知道一地种了小麦或豆类，还不足以描述那里的材料。
论文开篇用豆科植物的性状表说明分类方法，把不同植物的相应性状并列，再观察哪些形式已经发现、哪些仍待寻找。这样的比较延续了他对遗传变异同源系列的研究。它既是分类工作，也把问题引向地域：多样的形式集中在哪里，收藏中的缺环又可能到哪里补充？
参考：[1]
种子进入研究机构
这项工作需要持续取得种子，并让材料能够接受比较。洛斯库托夫的研究史记载，瓦维洛夫1921年迁往彼得格勒，组织应用植物学与育种部门，把搜集世界品种多样性列为工作目标。研究并非从一张世界地图开始，而是依赖种子、文献、人员和试验地的积累。
1924年，这个部门改组为全联盟应用植物学与新作物研究所。远征采集之外，邮寄交换和农业展览也为收藏提供材料。研究所今天的纪念展仍陈列试验站网络、地理试种图和种子整理工具，显示野外获取与机构内的保存、鉴定、种植共同组成了研究过程。
阿富汗远征带回的问题
1924年的阿富汗远征，是1926年综合研究之前的重要实践。研究史记载，瓦维洛夫团队7月19日由库什卡附近越境，12月1日返回。取得许可、筹措经费和组织护卫本身都耗费时间；植物调查的路线受到边境和地方局势影响。
团队在山地和不同海拔的农业区域观察作物，采集小麦、豆类、油料及园艺植物。德米特里·布基尼奇和瓦西里·列别杰夫参与这次远征。与当地栽培环境相连的种子材料，为比较阿富汗及邻近区域的品种差异提供了对象。它们后来进入更详细的地区研究，不能把后续全部成果都视为1926年已经完成。
参考：[2]
把地理差异放进试种
搜集到不同地方的种子，还须判断观察到的差异是否随生长环境改变。1923年起，机构开展有共同计划的地理试种，在气候差异明显的地点种植材料。洛斯库托夫记载，最初有25个试种地点，1927年增至115个，观察形态、生育期和成分的变化。
这组工作把地理分布与遗传研究连接起来：田间见到的形态差别，既可能与遗传材料有关，也可能受到种植条件影响。统一试种为比较提供另一种依据。1926年的论文因此将分类、地理、遗传和细胞学视为相互配合的方法，而不是单靠某一作物的现今产地判断起源。
1926年结论中的五个中心
论文结论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划出五个主要中心：广义西南亚区域；包含中国、日本、尼泊尔等山地的另一个亚洲区域；地中海；阿比西尼亚及邻近地区；新世界的墨西哥、秘鲁和邻近山地。这些名称和边界应按原文的1926年方案理解，不能直接换成后来教材常见的八中心地图。
瓦维洛夫还讨论菲律宾及东印度群岛可能构成的独立区域，却因研究不足，未把它列入基本中心；他预期以后会识别次生中心，进一步确定边界。论文中的留白是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说明五中心并不是声称已经覆盖全部作物历史的最终清单。
参考：[1]
随着新材料修改地图
采集和比较继续进行。1935年的《植物育种的植物地理基础》概括八个主要中心；洛斯库托夫引录其文字时，特别保留瓦维洛夫对1926年方案已有重大增补和修改的说明。1923至1933年的远征积累，改变了他能比较的材料范围。
起源中心方案把品种多样性变成可以组织搜集和育种的地理线索。阅读它时仍要区分：现代材料的集中区域、作者推定的类型形成中心，以及古代人群最初驯化植物的地点与年代，分别回答不同问题。1926年的贡献，具体落在提出这种比较框架，并把持续采集和验证留作下一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