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刊交往到公开聚会
艺术周聚集的人,此前已经在展览和报刊中相互支持。安妮塔·马尔法蒂(Anita Malfatti)1917年的画展使一批青年接近;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与梅诺蒂·德尔·皮基亚(Menotti del Picchia)又共同主持《纸与墨》(Papel e Tinta)杂志,马里奥·德·安德拉德(Mário de Andrade)等人参与撰稿。他们持续讨论怎样改变艺术语言,1922年的活动把这些交往搬上了公共舞台。
筹备也借助圣保罗经济精英的支持。组织者希望城市的文化声望与财富同步增长,并主动运用自己在报界的职位和人脉。住在里约热内卢的格拉萨·阿拉尼亚(Graça Aranha)、罗纳尔德·德·卡瓦略(Ronald de Carvalho)获得显著的演讲位置,使地方作家的倡议与已有名望的文学人物结合。
参考:[2]
预告、演出与大厅展览
日期须区分计划与实施:按公历,1月29日《Correio Paulistano》预告的活动期间为2月11至18日;实际举行演讲和音乐会的日期为13、15、17日。大厅同时陈列美术与建筑作品,不宜把三场演出的日期直接当作整个展览的起止日。
埃米利亚诺·迪·卡瓦尔坎蒂(Emiliano Di Cavalcanti)设计展览目录;其中列有画家马尔法蒂、雕塑家维克托·布雷谢雷特(Victor Brecheret)等。马尔法蒂的《黄色的人》(O Homem Amarelo)确为展品之一。预告中的雷吉娜·格拉茨(Regina Graz)最终没有参展,说明宣传名单与实际展出并非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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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合作与分歧
13日,阿拉尼亚以《现代艺术的审美情感》(A Emoção Estética na Arte Moderna)开场。15日,皮基亚演讲,诗文朗读与音乐接续展开;17日的节目集中演奏埃托尔·维拉-洛博斯(Heitor Villa-Lobos)的作品。钢琴家居奥马尔·诺瓦埃斯(Guiomar Novaes)与埃尔纳尼·布拉加(Ernâni Braga)参与演出。
诺瓦埃斯的参加尤其显示联盟的复杂。首晚出现涉及肖邦音乐的讽刺性演奏后,她致组织委员会公开信,反对排斥其他音乐流派。信于15日见报,她仍在当天登台,演奏维拉-洛博斯的《O Ginete do Pierrozinho》及德彪西作品等。支持新的创作,与尊重旧曲目,在她身上同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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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中的艺术论战
支持文章见于《商业日报》(Jornal do Commercio)和《Correio Paulistano》,反对声音也出现在《夜报》(Folha da Noite)和《公报》(A Gazeta)。克劳迪娅·克鲁兹·德·索萨(Claudia Cruz de Souza)整理的同期材料中,署名“第三个安德拉德”(O 3º Andrade)的作者在2月15日质疑天才可以绕过音乐学院训练;文章同时复述革新者对学院派模仿与缺乏个性的批评。争执涉及技巧训练、独创性以及谁有权判断艺术价值。
评论还进入跨国通信。塞尔吉奥·米利耶(Sérgio Milliet)在1922年4月写给旅居巴黎的友人的文字中,逐一介绍大厅里的画家和雕塑家,赞赏约翰·格拉茨(John Graz)的色彩、马尔法蒂的大胆以及布雷谢雷特的造型。这种具体评述,给喧闹的活动留下了作品层面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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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时平台到历史标志
共同登台没有结束分歧。1923年,《喇叭》(Klaxon)杂志最后一期向阿拉尼亚致意,围绕这一安排发生争执;马里奥担心自己会被看成阿拉尼亚的弟子。艺术周所形成的平台,随后仍在重新界定领袖、名称与代际关系。
其全国性地位也经历了漫长的塑造。弗雷德·科埃略(Fred Coelho)指出,1942年马里奥回顾活动时,曾把个人的创作道路与艺术周本身分开评价;到1972年五十周年,大型纪念、展览和出版物又强化了这个历史节点。因此,1922年的演出与展览是一次具体合作,后来不断扩大的“现代主义起点”形象则有自己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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