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病人血液追到蚊子体内
罗斯面对的问题，是疟疾寄生虫离开病人后去了哪里。拉韦朗已在病人血液中发现寄生虫；曼森研究丝虫所得到的经验，则促使罗斯把蚊子视为可能的中间宿主。要使这一推测成为可以检验的解释，必须把病人的血液、吸血的蚊子和显微镜下的新结构连在一起。
在英属印度的研究中，罗斯把蚊子从幼虫养起，让它们吸食血液中带有新月形寄生虫的病人的血，再解剖组织。他此前使用的多种蚊子未能给出预期结果。蚊子自身原有的寄生生物很多，看到一个陌生结构，还不足以说明它来自病人的疟疾寄生虫。
八只蚊子与两份标本
1897年8月，塞康德拉巴德的观察出现转机。后来的医学史研究将参与供血的病人记作侯赛因·汗。罗斯的原始论文没有写出他的名字，却详细记录了实验的时间：8月16日，八只翅膀带有深色斑点的褐色蚊子吸食了同一位病人的血。
其中四只很快被杀死，用来观察血中寄生虫的变化，另两只的检查没有发现他要找的结构。8月20日，他在第七只蚊子的胃壁部位看到含黑色颗粒的圆形或椭圆形小体；次日检查最后一只时，看到的类似结构更大。这是吸血后第四天与第五天的比较，使单纯的颜色相似增加了随时间生长的线索。
论文留下的疑问
这组结果在同年12月18日的《英国医学杂志》中发表。罗斯没有把两只蚊子的结果写成全部问题已经解决。他指出，还需要证明这些结构确为寄生虫，并排除它们本来就属于这种蚊子的可能。送往英国的标本可能在途中损坏，因此他请军医约翰·史密斯先作独立检查，留下附记。
收到标本的曼森同样认为需要继续研究。另一位检查者乔治·辛甚至主张，这些可能只是吸收了疟疾色素的蚊子胃细胞。不同解释共享着同一份标本：大家可以同意那里有特殊色素，却还不能仅凭色素断定寄生虫仍然活着，更无法据此说明它怎样返回人体。
参考：[1]
加尔各答的鸟类实验
1898年，罗斯获准在加尔各答从事专门研究，利用鸟类及其血液中的Proteosoma继续追踪。其当年报告比较了吸食感染鸟和对照鸟血液的蚊子，也记录过最初以为健康的鸟后来被查出寄生虫的情况。宿主的感染状态、蚊子的饲养和分组，成为解释观察结果不可省略的条件。
后续实验把证据推进到唾液腺和再次叮咬。罗斯在1899年1月发表的报告中，描述蚊子体内的丝状小体聚集在唾液腺；又记述1898年6月底让已吸食感染鸟血液的蚊子叮咬四只麻雀和一只织雀，7月9日检查时五只鸟均已感染。这里检验的是鸟类寄生虫的传播，不能把宿主直接换写成人。
人类疟疾还需要自己的证据
罗斯在鸟类实验报告中也承认，尚未研究人类疟疾寄生虫在蚊子体内的相应繁殖阶段。与此同时，格拉西、比尼亚米和巴斯蒂亚内利在意大利结合蚊种调查、医院观察和实验，研究按蚊与人类疟疾的关系。1898至1899年的工作，进一步验证了病人、特定蚊子与新感染者之间的联系。
因此，1897年8月20日可以标记为罗斯观察到关键结构的日期；它所标记的，是传播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医院提供的病人材料、显微标本的复核、鸟类的对照实验和意大利的后续研究，各自回答了不同问题。后来围绕优先权发生的争论，也不应抹去这些证据之间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