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利昂：强制隔离下的照护、家庭与自治

1906年5月（公历，下同），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开始将麻风病患者系统迁往库利昂岛隔离。时任菲律宾卫生局长维克托·G.海泽（Victor G. Heiser）在1909年的报告中，把这一实施阶段与1901年选定岛址分别记述。巴拉望北部的海岛由此成为集中收容、治疗与长期生活的场所。

首批患者到达的日期，历史学者弗朗西斯·A.盖阿洛戈（Francis A. Gealogo）与安东尼奥·C.加朗（Antonio C. Galang Jr.）的研究记为1906年5月27日，运送船为“波利略”号和“棉兰老”号。海泽所述的收集办法是先从患者较少、地理上相对孤立的岛屿入手，再反复巡查遗漏或新发现的病例；行动前还安排宣传，争取当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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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开始一年多后，菲律宾委员会于1907年9月12日制定第1711号法，并规定自通过时施行。该法授权卫生局长及其代理人拘捕、拘留和隔离患者，要求地方官员协助；故意藏匿患者或帮助其隐匿，也可能受到处罚。警方发现疑似病例须报告卫生官员。

法律同时规定，若诊断受到质疑，在细菌学方法确认之前，不得将当事人永久送往库利昂等隔离地点。卫生局长可以批准被其判定已痊愈或无病者离开，也能要求患者承担医生建议的合理劳动。治疗、居留和释放，都受卫生行政机关支配。

参考：[2]

海泽1909年的报告称，政府供给住房、衣物和食物，并为愿意耕作的人提供牲畜与农具；实际多数居民住在镇内。卧床者或需要特殊治疗的人进入医院，镇区设有供水和排污系统。照护既包括医院里的医疗，也包括维持整个聚居区的日常生活。

当时治疗仍处于试验阶段。海泽列举大风子油及其他药物，承认多种尝试尚未获得治愈效果；他对少数接受X射线者作了乐观报告，却也明说当时尚不适合作为常规疗法。这些是当年的观察与判断，不能当作已经确立的疗效。

亲友并非一概被禁止接近。报告说，未患病者可在邻岛暂住或定居，在防护条件下探访；这种受控制的会面仍使患者与原来的家庭生活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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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岛上也承担公共事务。海泽记述，他们选出自己的镇长、议员及其他地方官员，制定相当一部分日常规章。1914年成立的库利昂咨询委员会，按地域及语言群体选出十名患者代表，接受申诉和建议，其选举资格包括符合年龄等条件的女性。

这种参与发生在卫生机关掌握行政权的框架内。盖阿洛戈与加朗指出，库利昂主管兼任治安法官、港口主管等职务，医疗管理者仍握有主要权力。患者拥有表达诉求的机构，却不能自行决定隔离制度和离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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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还把防止感染的目标延伸到婚姻和育儿。历史研究记述，新生儿被交给修女照料，再安排亲属收养或送往马尼拉的孤儿院。患者希望结婚、共同生活和保留家庭联系，由此不断与管理规定发生冲突。

凯瑟琳·梅奥1925年的著作转录了一份1922年11月的患者请愿。当时传闻总督伦纳德·伍德将离开菲律宾，署名者请求保证照护和治疗继续进行，并表达离开隔离区、重返原有生活的愿望。梅奥称签名者超过一千三百人。她的叙述明显赞扬美国殖民治理；这份经她节录的请愿，仍显示患者主动要求持续照护，而非只有被动接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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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分离的后果也留在后代的叙述中。2017年，导游赫尔米·比利亚努埃瓦（Hermie Villanueva）向记者回忆，祖母罗莎莉娅患病后丈夫离去，儿子被送到别处生活；她先在卡洛奥坎的塔拉隔离院居住，后来转到库利昂，并在那里重新建立伴侣关系。

比利亚努埃瓦于1987年从马尼拉迁到库利昂，与祖母团聚。他也承认，曾因歧视而对外说自己来自科隆岛。这段家族回忆把集中隔离的影响延伸到离散、重聚与身份隐瞒：医疗机构提供照护的同时，患者及其家属还要处理被隔离者的社会处境。

参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