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与哈瓦那之间
公历1847年6月3日，首批中国契约劳工抵达哈瓦那。1871年美国领事函件记下这一日期；安东尼奥·丘法特·拉图尔（Antonio Chuffat Latour）1927年的华人史著则记载，奥肯多号（Oquendo）载来206人，出发地是福建厦门。他们在雷格拉（Regla）上岸，暂住工棚，随后由种植园主接收。
这条航路把福建的招工场所接入古巴的用工体系。1871年殖民地官员的报告仍把数量充足、成本低廉且便于补充的劳动力视为发展农业的条件，种植园主也要求继续输入华工。招工者许诺的海外谋生机会，与雇主获取长期劳动力的需要，在契约上相遇。
亲属在招工馆外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汇集的交涉文书记载，1869年西班牙领事曾为商人在厦门开设赴古巴招工机构提出申请。海关税务司琼斯发现，招工契约遗漏了移民章程的重要条款，要求仔细查验后才能发给船舶出港文件。与此同时，一名同安人到招工馆探望亲属，却既见不到他，也不能交谈，只看到铁窗后关着人。
这些文书还保存了家属的陈述：漳州附近一位寡妇说，独子被诱到厦门，卖给西班牙人并关进招工馆；一位同安女子说，兄弟受同伴诱骗，被卖作劳工，还被改了姓名。家属追问的首先是人在哪里、能否相见。迁移在登船以前，便已使家庭面对失联与寻找亲人的困难。
参考：[4]
纸面契约与实际同意
1874年调查所收的申诉中，明确记为福建人的王均盛称自己受骗后被卖。调查报告按出发港整理口供：从厦门登船的苏阿海等十二人自述遭到绑架，黄水头等六人则称自愿出洋；另有受诱骗或落入赌博圈套的记录。同一港口出发的劳工，进入运输体系的经历并不相同。
报告随后追问契约怎样签订、条款是否读给劳工听。有人直到登船才收到文书，有人所持契约写的是别人的姓名；还有人说，只听到部分条款，目的地被说成安南或新加坡。一份联名申诉提到，登船时才被告知文书约定八年期限。签名和契约的存在，并没有消除当事人关于胁迫、冒名及误导的具体指控。
参考：[3]
海上航程与种植园劳动
调查人员把航程单列为一组问题。许多口供提到舱内拥挤、饮水或食物不足，以及船上体罚；报告也保留了少数关于食水充足、船长善待乘客的陈述。
调查团报告称，到古巴后，大部分华工进入糖业种植园，小部分进入家庭或店铺。它记录了劳动过重、工时过长、食物不足及身体惩罚，并说成员亲自见到了受伤者。合同到期也未必能离开：雇主扣住履约证明，要求重新签约；拒绝者可能被送入收容所，戴着锁链修路而得不到报酬，随后再被迫受雇。这样的循环阻碍了独立谋生和返乡。
参考：[3]
赴古巴访查
1873年11月21日，中西双方在北京签订议定书，约定中国可以派员独立调查，并可寻求外国领事的意见及西班牙当局协助。次年3月17日，陈兰彬与海关官员A. Huber抵达哈瓦那，同已先到的另一位海关官员A. Macpherson会合。他们在古巴停留至5月8日，期间开展访查。
他们访问哈瓦那、马坦萨斯、卡德纳斯等地的招工拘留场所、收容所、监狱和种植园。进入监狱、收容所的时间由当地官员安排，访问种植园也须事先取得同意；在停宿处和旅途中，调查人员另行询问遇见的华人。官方准入与途中访谈共同构成了这次调查的实际条件。
口供进入外交文书
调查团共收集1176份口供和85份呈词，后者有1665个署名。报告按照总理衙门的五十一项问题组织答复，并附航运统计、规章和契约式样，把劳工关于招募、运输、工作与回乡的申诉编入正式调查。
联合报告署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原件同时标明公历1874年10月20日。1875年2月5日，总理衙门向外国使团送交报告及相关材料；1876年上海海关印书处又将调查报告刊行。厦门家属寻找亲人的陈述，与古巴劳工关于履约后仍不得自由离开的申诉，遂成为交涉中可以逐项核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