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与辩机编成《大唐西域记》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携带经卷与佛像回到长安。随后在洛阳见唐太宗，回答雪岭以西至印度的物产、风俗和佛教遗迹等问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太宗认为远方佛教故迹未见前史详载，要求玄奘把亲历写成一部书，供未曾到过当地的人阅读。

玄奘另请到少林寺翻译带回的梵文经典，太宗则指定长安弘福寺，并让他与房玄龄商量所需供给。地理见闻的编撰与佛经翻译由此并行开展：前者整理西行所得，后者把带回的经论译成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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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弘福寺后，玄奘把译经所需的证义、缀文、笔受和书手等人员列出，交由房玄龄转奏。六月，证义僧、缀文僧及通晓字学、梵语者到来。辩机列在九名缀文僧之中，当时传记称他为会昌寺沙门。

《大唐西域记》卷首另题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卷末赞中，辩机说明自己出家时师从大总持寺道岳，受命撰写这部方志，承接志记而编次成文，官府还供给笔札。玄奘的远行见闻经由这样的整理工作，成为可以进呈的十二卷文本。辩机承担的是编撰文字，并非被记为西行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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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播为书作序时，将资料分为亲身所历和听闻两类，并说风土资料既参照旧有记载，也向当地故老询问。书中所用材料因此不仅是旅途中的即时观察，还包括当地人关于过去的叙述。

辩机在卷末交代编写办法：道路曲折，边境相互交错，按行程先后记述，而不把每一地区重新归并成整齐的疆域表。他还提出以“行”表示亲历、以“至”表示传闻的书写区别。这是编者说明材料来源的办法；阅读具体条目时，仍须连同上下文判断。

书稿着重风土、物产、气候和佛教遗迹。辩机同时说明，礼仪、户口、兵力等事项并非都作详记。它所要保存的是求法旅途中能够搜集的地方知识，取舍与旅行目的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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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从高昌故地向外展开，先写阿耆尼国。条目依次记国土尺度、城周、山地形势、灌溉和物产，再转入文字、服饰、钱币、王政与寺院。关于农业，书中记泉流交错、引水为田，列举黍麦、葡萄、梨等作物；关于交易，则记使用金钱、银钱和小铜钱。

宗教情况也被放入同一地方框架：阿耆尼有十余所寺院、二千余僧徒，学习说一切有部。随后书稿用方向、路程、山河衔接下一站屈支国。地方描述和旅行路线接续出现，读者既能看到一地的生活，也能追踪不同地点的联系。上述数量是书中记录的当时见闻，不是成书当年重新进行的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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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末赞明记贞观二十年秋七月完成书稿。《慈恩传》卷六把这次进呈放在同年七月乙未：玄奘上表，称已将所闻所历编裁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并缮写进献。次日丙申，太宗在答书中表示将亲自阅读。这里的月份和干支日沿用唐历，所属公元年为646年。

在这之前的七月辛卯，玄奘另呈新译成的经论，并请求皇帝作序。传记将两次上表分别记下，显示地志成书和译经成果进呈各有对象。《大唐西域记》把漫长旅行积累的材料带入朝廷阅读与汉文地理叙述之中；它记载的各地事件，则属于此前不同的旅行时段。

参考：[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