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户丸赴巴西：从移民招募到咖啡农场生活

公历1908年6月18日，笠户丸抵达巴西桑托斯港，船上有皇国殖民合资会社招募的781名契约移民，另有12名自费旅客。这次航行把日本的招募活动与圣保罗州咖啡种植园的用工联系起来；靠港之后，移民还要经过上岸、分配农场和实际劳动，才进入他们原先想象中的挣钱生活。

巴西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后，咖啡种植园继续寻找劳动力；日本移民公司则在北美限制增多时寻求新的目的地。1907年11月，水野龙代表皇国殖民公司，与圣保罗州农务长官卡洛斯·博特略订立协议，约定三年输送三千名家庭移民，首批原拟于1908年5月抵达一千人。州政府希望得到能在农场长期工作的家庭，移民当中却有不少人想积蓄后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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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各县代理人招募，但凑齐家庭并不容易。实际报名者包括农民，也有教师、警察、工匠等非农业从业者。为满足家庭条件，一些人以名义上的夫妻或兄弟关系组成“家庭”。最终人数没有达到原定一千人；这类临时组合到了巴西，也未必能维持共同生活和劳动。

船费补助并不等于免除移民的负担。公司与移民的合同规定，十二岁以上者有十英镑的船费补助，其中六成不用偿还，四成须向雇主归还，雇主可以从工资扣除。移民还要筹措自己的旅费和出发准备金。合同另写有提供住房的安排，抵达后能获得什么、何时挣到现金，都有待在农场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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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户丸由东洋汽船公司提供。皇国殖民公司未能按期缴足日本外务省要求的保证金，出航数度推迟，直到1908年4月28日才从神户离港。船经过新加坡和开普敦，6月18日抵达桑托斯。按照通译加藤顺之助十年后的记述，移民在19日上岸，当天乘特别列车到达圣保罗的移民收容所。

加藤回忆，通译既要安排饭食、寝具和就医，也要应付家属被分开、孩子生病以及不习惯饮食等要求。办理点名、行李检查和农场契约后，大部分移民被分配到杜蒙、瓜塔帕拉、圣马蒂尼奥、弗洛雷斯塔、卡纳昂和索布拉多六处农场；九名工匠则留在圣保罗市。通译跟随各队进入农场，成为移民、管理人员与公司的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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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负责的杜蒙农场接收了二百余人。他在1918年的回忆中说，自己先去学习采摘、筛去枝叶和量袋，却发现老咖啡树结果很少。招募者声称三人家庭每天容易采到九袋，初来者实际连一袋半都采不到。歉收、老树和缺少经验，使宣传中的收入难以实现。

家庭成员一起下地，妇女背着婴儿，孩子提着饭食；住处还需要自己伐木做床，另外购买梯子、筛子、袋子和食器。第一个月结算时，各家账上反而有了债务。移民推举代表要求转到较好的农场。加藤的叙述带有通译本人的立场，却具体留下了采收、购置用品、记账和申诉相互纠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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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底至1909年初，日本驻巴西公使馆通译官甘利造次巡查了圣保罗州的移民情况。他记载，农场通常按家庭发给一本账簿，登记收入和支出；咖啡采收报酬往往到年末才结算，日常食物则可用信用票在园主的商店购买。账簿未必按时发还，有人因此很久都不知道自己的准确收支。

甘利查看账簿后怀疑，一些农场以持续负债牵制工人离开；他同时认为，当时雇用日本移民者尚属可靠。他也记下移民要求核清账目的举动。杜蒙移民的要求最终经过公司人员上塚周平、水野龙及公使馆通译官三浦荒次郎的介入。依加藤回忆，州政府同意撤出移民，债务由农场承担，他们先返回收容所，再分别转入别的农场或寻找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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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利报告称，当时仍在咖啡农场工作的移民有439人，包括转入其他农场者。他见到一部分人已适应工作，甚至能够向日本汇款；也有人利用免费借用的土地种菜，用自种大豆制味噌。离开农场的人则在圣保罗做家务工或手艺活，在桑托斯从事港区劳动，还有人修筑铁路或转往别处。

调查没有把第一批移民简单写成同一种结局。甘利一面批评招募时未充分考虑农业经验和家庭组成，一面要求今后核查雇主信用，并督促按期付工资。笠户丸带来的不只是一次抵港纪录：这批家庭和个人在合同、账目与劳动条件之间作出不同选择，早期日本移民的活动也随之从指定的咖啡农场扩展到城市和其他就业地点。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