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学志愿者带进白教堂
公历1884年，伦敦东区的托因比馆从大学人士的倡议转为有协会、有房舍的社会服务据点。推动者塞缪尔·巴尼特牧师及妻子亨丽埃塔·巴尼特已在白教堂圣朱德教区工作多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拥挤、卫生设施恶劣、码头临时工和其他非熟练劳动者生活不稳，以及儿童教育等相互牵连的问题。
塞缪尔在1884年2月发表的〈大学定居服务机构〉中，提出让大学人士直接住进贫困街区。他认为，按年捐款和教区日常事务还不足以实现大学青年分担贫困者处境的愿望；居住、授课、交谈和共同活动，能让服务者接触此前隔开的生活。这是他的改革方案，具体工作仍须在当地逐步组织。
组建协会、登记与入住
1884年2月23日，牛津的一次大会决定成立大学定居服务协会，在伦敦东区建立并维持服务机构，邀请巴尼特担任负责人。委员会获授权以6250英镑购买选定的地块及建筑，并筹措改造费用。地点在商业街后方的一所男子工业学校旧址，邻近巴尼特熟悉的教区；牛津和剑桥的学院团体随后提供经费及人员支持。
协会于7月15日办理登记，章程规定收入和财产用于教育、服务及相关房舍，不向会员分配利润。新馆以1883年去世、曾把大学朋友引向东区问题的阿诺德·托因比命名。亨丽埃塔后来回忆，1884年圣诞前夕，即12月24日，最初两位住馆者在此过夜。协会组建、登记和实际入住，分别完成了这项事业的不同环节。
住房、捐助与偿债
馆舍把居住空间与公共活动空间结合起来：有讲演厅、餐厅、会客室、教室及公共休息室，也有约可容纳17人的30间住室。1885年首年报说，刚过去的季度有14名住馆者，另接待了45名留宿一晚或数晚的客人。住馆者选出家务委员会，参与安排共同生活。
资金并非全靠无偿捐赠。公共厅室向大学人士募款；住宅部分则发行8300英镑债券，以住室和商业街28号房产的租金支付利息并准备偿还本金。公共建筑募款不足，还另发行了1500英镑临时债券。巴尼特放弃领取负责人的薪金，却在1885年3月31日致信要求学院继续捐款，以支持住馆者的工作，并为将来继任者保留薪金来源。
参考：[1]
最初的课程与接待
到1885年春，住馆者已经在日校、主日学校和夜校授课，也把邻居请到自己的房间，一起学习科学、文学和历史。他们整理了近3000册可供使用的图书，参加大学推广教育协会的地方委员会，协助安排系列课程和单次讲座。
首年报列出的3月至4月活动包括光学、历史、生理学、霍乱等讲题，也有音乐会和图片展览。伦敦学校委员会为青年见习教师安排更多学习时间后，馆方白天借出房间供他们使用，部分住馆者参与管理。另有人带邻居参观博物馆和花园，到学校操场与男孩一起游戏。课堂之外的接待和共同出游，也是最初工作的一部分。
参考：[1]
从家访了解地方制度
协会的宗旨同时列入了调查贫困者状况和研究改善办法。巴尼特在早期论文中设想，住馆者通过不同机构工作，再交换见闻，可以提供有关贫困生活的具体证据。首年报显示，这种了解首先依托现有学校、慈善和卫生组织展开。
住馆者担任学校管理人员、检查学校，并访问儿童家庭；参加慈善组织委员会时，他们接触到济贫管理者的办事方式。参与卫生援助委员会的人员则学习卫生法，走访利姆豪斯、斯特普尼和白教堂较受忽视的街区。他们也参加合作社及社会、政治俱乐部的讨论，把日常接触与地方公共事务连在一起。这些记录呈现的是有组织的观察与走访，而非一份已经完成的大规模统计调查。
初期工作的规模与限度
1885年4月，巴尼特回顾共同生活的前三个月时，首先指出接下的事务太多，应当集中力量，把无力完成的工作交给别人。他把住馆者的活动归为教学、地方公共事务和接待，却认为，几个人每周相聚、互相学习的工作很难用课程和参加人数衡量。
首年报还在呼吁捐助以偿还建设债务，理事会也承认事业只是开端。托因比馆此时已经提供了固定居所和活动场所，让大学志愿者持续进入学校、家庭和街区组织；至于这些联系能否改变贫困状况，巴尼特当时仍认为评价尚早。这样的起步，同时包含实际开办的服务、参与者的期望和维持机构所需的财务压力。
参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