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莱姆西河谷的陶片
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马里蒂莱姆西河谷下游的居民已在陶土中掺入珍珠粟谷壳。埃贝莱利特（Ebelelit）等遗址的陶片留下了这些压痕。凯蒂·曼宁报告的八处总苞基部压痕还保存着穗轴残段，显示带柄、不易自然脱落的驯化形态；样本数量有限。
曼宁把当地农牧生活的形成，与撒哈拉日益干旱及人口南移联系起来。蒂莱姆西古河道可供人群通行，牛羊与珍珠粟可能随之迁入。她所报告的遗址从最初居住层就有驯化粟，支持移入者已经掌握耕作的解释；这些遗存的年代却不等于最初驯化发生的日期。
参考：[1]
达尔内马的脱粒与制陶
在毛里塔尼亚东南部的达尔内马（Dhar Néma），凯文·麦克唐纳、罗贝尔·韦尔内等人在吉加尼艾（Djiganyai）辨认出约前1750—前1530年的驯化珍珠粟证据；这里的年代经过放射性碳校准。
陶片中既有刚毛，也有成对小穗和被扯断的总苞柄。成对小穗在野生型中少见，被扯断的柄部又与野生型自然脱落的结构不同。研究者据此辨认驯化形态，并把这些材料解释为脱粒、扬谷后掺入陶土的副产品。粮食处理与制陶由此连在一起。至于这些粟是随人群传入，还是源于当地驯化，论文仍将其列为待解问题。
参考：[2]
乌恩朱古的籽粒与村落
马里雅梅河谷的乌恩朱古（Ounjougou）提供了另一类材料：炭化的珍珠粟籽粒。西尔万·奥赞等人把遗址地层、陶器和54项碳十四测年纳入年代分析，其中两粒粟直接接受测年。研究将当地驯化粟的出现放在约前17—前16世纪，采用校准年代。
公元前第二千纪，沿河形成耕作营地与小村落，石构遗迹、磨石和磨制石斧共同显示食物生产的发展。沉积物中的微炭屑表明，旱季初末反复发生人为植被火烧。当地旱季日益显著，居民也在改变植被；不过部分喜湿木本植物仍然存在，说明当时气候可能比今日湿润。
参考：[3]
乍得湖盆地的多种生计
更向东，在尼日利亚乍得湖盆地的加吉甘纳（Gajiganna）文化中，珍珠粟的初步线索可追溯到约前13世纪中叶。研究者分析六处发掘点及39处调查点的陶片，用硅胶翻模辨认植物压痕。珍珠粟的刚毛与总苞，多是扬谷后留下、又被掺进陶土的材料。
约前1200—前1000年，种粟逐渐更为重要，干燥沙地成为可耕作的空间。但居民仍然放牧，湿地野生禾草的采集也继续存在。湖滨、季节性积水洼地和沙地提供不同食物来源，种植珍珠粟增加了一项生产活动。作物的传播因此也表现为生计组合的调整，而非所有居民同时放弃原有生活。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