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出的粮食怎样归仓
公历1703—1711年，湖南巡抚赵申乔面对的仓储难题，已经涉及买粮、出借和收回的整个过程。当时湖南常平仓的粮食日益依靠库款采买，较大的储备集中在湘江沿线和洞庭湖附近；其他地区的仓储发展较弱。县官借出粮食或减价出售以后，有的迟迟不补仓，留下欠粮或长期存放的卖粮银，账面上的储备便难以变成下一次可以发放的粮食。
王国斌对赵申乔仓政的研究显示，有人声称代表一群借户，一次领走一百至三百石仓谷，官府却难以保证其他借户实际分到了粮食。赵申乔因借粮难收而倾向于存粮七成、减价出售三成。出借、平粜与赈济因此各有手续：借粮须追收，平粜须保管所得价银并买补，灾时发粮又要顾及余存。
朝廷也对借粮的偿还作出区分。《皇朝文献通考》乾隆三年（1738年）条重申，遇歉收之年，贫民借领常平仓或社仓粮食，秋后归还时应免加息。它针对的是灾年借粮，常平仓的日常出借并未因此一概变为无偿给粮。
秋收采买与价银不足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官员通常在秋收以后采买，随收成与价格决定数量和时机。购买既可以面向农户，也可以进入市场。桂阳在1735年的讨论中，被描述为山地较多、粮食有余而现金不足之处，官员认为向农户给价买粮，可以同时补仓并缓解缺钱的困难。邻近桂阳的永州府也曾在收获前预付粮款，官员希望借此帮助农户应付春季青黄不接时的生活需要。
采买时谁来交粮、谁付运费，直接影响农户负担。《皇朝文献通考》所载乾隆三年买补规定，禁止短发粮价、强迫交粮以及用斗秤作弊。秋后本地粮价仍贵，可以到邻近价平处购买；粮价、脚费不足时，允许按规定调拨补助。湖南的实际采购还要面对商人收粮外运：官府买得过急可能抬高价格，等得太久又可能失去低价补仓的机会。
仓廒的潮湿决定轮换量
粮食入仓以后，保管并非单靠长期封存。乾隆元年（1736年）议定湖南存粜例，按地势和潮湿程度分三等：长沙等四十五府州县较干燥，存七成、粜三成；永州等三十一府厅县卫稍湿，存粜各半；龙阳等四县尤湿，粜七成、存三成。原条还准许地方官按实际购买需求斟酌。
这些比例把防霉与粮食供应联在一起。王国斌引述1772年的湖南报告指出，多数仓储应在三年内轮换，潮湿地区须每年散出一半，洞庭湖附近四县则须散出七成。为了让陈粮及时出仓，出售价不能只顾将来买补成本，还须使当地人愿意购买；库存、粮价与保存期限是同一笔仓储账的不同部分。
平粜价格与领粮的人
湖南平粜的时间也随粮食流通调整。部分县在惯常的农历五月、六月以前就开始出售，以应对商人较早买粮出境。支持提前开粜者着眼于尽早压低粮价，反对者则担心库存不足，无法继续供给后面的青黄不接时期。
售价如何下调，同样存在不同办法：可以随市场价格高低确定减价幅度，也可以按收成丰歉决定，让歉收地区获得较大的减幅。湖南在1752年采用后一种办法，1766年又加以强调。领粮资格方面，保甲登记被用来辨认贫户，但无业者难以查找和登记，仍可能被遗漏。长沙、善化官员还曾允许米店从常平仓买粮转售，以缓解仓口分发能力有限的问题。
参考：[1]
运往灾区之后还要补仓
湖南仓谷也被调往省外灾区。乾隆二十年（1755年），淮、扬各属遭秋涝，《皇朝文献通考》记载，朝廷依湖南巡抚陈宏谋所请，准予拨湖南仓谷二十万石，碾米十万石，运往江南接济平粜。这里的二十万石谷和十万石米是加工前后的两种数量，所办的是向灾区供应减价出售的粮食。次年又有从湖南拨米十万石运交江苏的命令。
接济外省也会增加湖南本地的买补任务。周欢据宫中档奏折指出，1756年陈宏谋面对运粮江南后四十万二千石的缺谷，以及日常平粜所需的补仓，曾请求准许按田派买并计入运脚。这个请求呈现了仓储运作的两端：粮食调出时须应付灾区需求，调出以后仍要筹钱、找粮并组织运输。地方官在足额补仓、不过度扰民和应对粮价变化之间反复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