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议到宣言
1978年9月12日，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在全体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通过《阿尔玛阿塔宣言》及配套建议。会议于9月6日至12日在苏联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府阿尔玛阿塔举行，由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组织和支持。会场汇集一百三十四个政府的代表团，以及六十七个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苏联卫生部长B.彼得罗夫斯基当选会议主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Halfdan Mahle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亨利·R.拉布伊斯（Henry R. Labouisse）等人致辞。三个委员会分别讨论卫生保健与发展、技术和运行、国家策略与国际支持；9月9日至10日，代表还参观中亚地区的医士和助产士工作站、乡村医院等卫生机构。
宣言通过后，会议在闭幕环节由塞拉利昂的玛塞拉·戴维斯（Marcella Davies）正式宣读文本。这份文件把各地服务经验和组织问题汇集为国际政策主张，要求各国继续制定具体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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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卫生保健带到生活和工作附近
宣言把健康视为基本人权，认为国家之间及一国内部巨大的健康差距不可接受。它提出到2000年，使人人达到能够参与社会和经济生产生活的健康水平，并把初级卫生保健作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关键途径。
宣言所说的初级卫生保健，是以实用、科学可靠、社会能够接受的方法和技术提供基本保健，由社区充分参与，并以社区和国家能够持续承担的费用普遍提供。它既是居民、家庭和社区接触国家卫生体系的第一层，也是连续医疗保健过程的起点。
其最低内容包括健康教育、食物供应和合理营养、安全饮水和基本环境卫生、包括计划生育的妇幼保健、主要传染病免疫接种、地方病防治、常见疾病及损伤治疗，以及基本药物供应。这一组合同时涉及预防、治疗和生活条件，要求卫生部门与农业、教育、住房等部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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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怎样参与决定
宣言把居民参与卫生保健规划和实施列为权利与责任。随会议报告刊行的世卫组织与儿基会联合报告，把这一原则展开成具体的组织问题：由谁对项目最终负责，居民、卫生工作者和地方领导如何组成委员会，委员会拥有决定权还是只能提出建议。
报告还要求听取整个社区的意见，决定先解决哪些问题，再核算地方可筹集的现金、实物和政府支持。人员的选任、报酬、培训，药物和设备的补给与维修，诊疗场所的位置，都需安排清楚。中央规划应帮助社区制定自身方案，社区的经验又应反馈到上级，而不是只从上面派发一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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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人员与转诊支持
联合报告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训练社区卫生人员承担明确任务，逐步扩大服务范围。在条件合适时，从本地居民中选人有助于获得社区支持；培训应根据具体任务、学员文化程度和当地需要安排，并有继续培训与晋升机会。传统医者和接生人员，也可在适当培训与正规卫生体系支持下参与。
基层人员遇到复杂病情，需要能向训练更充分的专业人员求助。报告要求卫生中心和地区医院继续提供专科门诊、住院服务，同时承担指导、培训、监督及药物设备补给。转诊还涉及病人交通和通信安排，使居民在日常接触点以外也能获得所需的复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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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责任和资源分配
宣言明确把国民健康列为政府责任，要求政府制定国家政策、策略和行动计划，调动国内资源并合理利用外援。会议讨论进一步要求预算优先支持初级卫生保健，改进现有资源分配，首先关注服务不足的人群，并建立规划、监督与评价所需的信息系统。
可及性也不能只用每人拥有多少床位或医生衡量。联合报告要求考察居民能否负担费用、是否接受服务方式、交通耗时，以及需要时能否持续得到适当照护。这使“普遍提供”成为一项需要核查实际使用条件的组织任务。国际机构则被要求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同时尊重各国自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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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之后的实施争论
医学史学者马科斯·奎托（Marcos Cueto）指出，1979年第三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支持了阿尔玛阿塔会议宣言。但从共同原则走向行动，仍涉及有限资金、人员和机构如何分配的问题。各国还须把共同原则转化为适应本国条件的机构、人员和资源安排。
奎托的研究还追踪了1979年贝拉焦会议及“选择性初级卫生保健”的提出：这一思路强调以低成本干预应对若干主要疾病，作为发展基本服务的阶段性办法。它与阿尔玛阿塔所强调的综合服务、社区参与和跨部门协作，形成了后来政策讨论中的不同侧重。1978年的宣言由此既是一项国际共识，也是持续争论如何落实卫生公平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