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页到街头
1963年，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以黑白短片《马车夫》（Borom Sarret）进入国际电影节的视野。影片在当年的法国图尔电影节获奖，把达喀尔一个靠马车运送客货的普通劳动者带到银幕中央。它的重要性来自具体而微的生活：主人公不断赶路，却很难把一日劳作换成家人的晚饭。
在此之前，塞姆班已把码头工人、铁路劳动者与殖民社会写进小说。回到独立后的塞内加尔，他面对的是另一种传播条件：许多潜在读者不能阅读法文，也难以购买书籍。电影让人物的身体、声音和生活环境直接进入观众的经验。《马车夫》因而既延续他的劳工题材，也要求他学习摄影、剪辑和声音组织的新方法。
一支小摄制组的外景工作
夏洛特·梅耶的研究将拍摄期列为1962至1963年，置于塞姆班从莫斯科学习电影归来之后。核心摄制人员只有塞姆班、摄影师克里斯蒂安·拉科斯特和助手易卜拉希马·巴罗；制作由塞姆班的Domirev公司与法国新闻电影机构Les Actualités Françaises合作完成。
摄制组使用非职业演员，把场景放在达喀尔街道、市场与住宅院落，没有依靠大型摄影棚重造城市。拍摄时不录同步声音，对白、独白及其他声音在后期加入，减少了现场录音设备的负担。这种节省成本的办法，也给予声音相对独立的叙述空间：观众看见街上的动作，同时听见车夫没有向旁人说出的心事。
车轮绕出的生计困局
影片从车夫的家庭出发，让他穿过熟悉的街区，为不同的人运送货物或提供搭乘。有的乘客用握手代替付费；一位父亲要把死去的孩子送往墓地，却因手续不全被拒之门外。日常交易、贫困与行政规则，沿着车轮行进的路线接连出现。
午间，车夫遇见吟唱家族声望的格里奥艺人。他被祖先尊贵的说辞打动，把钱交给对方，暂时以出身的荣耀安慰眼前的窘迫。塞姆班让主人公既受人剥削，也表现出自己的偏见和逃避：他对其他穷人的困境未必敏感，叙述中的抱怨与画面所呈现的行动并不总是吻合。
越过普拉托的界线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富裕的普拉托区。一位衣着体面的乘客说服车夫进入马车禁行的地方；宽阔道路和高大建筑似乎预示着更好的生活，却很快成为他失去谋生工具的场所。警察处罚并扣留马车，乘客则自行离开。城里的通行自由，随车辆、身份和经济地位而改变。
这种差别也进入声音。车夫常活动的街区伴随着西非弦乐器的反复音型、车轮吱响与铃声；抵达富人区时，欧洲管弦乐改变了听觉空间，警笛随后截断行进。费舍尔对声轨的分析强调，音乐、环境声和独白互相牵制，使观众既接近车夫，又能看出他本人未能解释的社会关系。
法语独白与沃洛夫语吟唱
片名采用沃洛夫语表达，而影片的声音结构包含法语与沃洛夫语。格里奥用沃洛夫语吟唱，车夫的法语内心独白传达自己对赞词的理解。不同语言在同一段落中交接，既保留地方口头表演的存在，也显露作品面对不同观众时的翻译关系。
车夫最终空手归家，妻子把孩子交给他，自己出门寻找维持生活的办法。影片没有交代她将如何取得食物，结尾停在父亲抱着婴儿的无措中。一个以男性外出挣钱开始的故事，在女性接过生计责任时结束；家庭危机留给观众继续判断，而车夫的独白也不再足以统摄全部经验。
让非洲人物成为历史中的行动者
影片的节展亮相之后，传播仍在继续。路易·马科雷勒斯1967年4月6日在《世界报》报道巴黎卢森堡一号影院的放映安排时，写到《马车夫》与塞姆班的《黑女孩》配套放映，并回顾它在1963年图尔获奖的经历。短片由此在新的节目组合中接触法国城市观众。
塞姆班对影像的要求，在1965年与法国导演让·鲁什的对谈中表达得更清楚：摄影不能只展示人们正在做什么，还应追问他们从何而来、走向何处，以及生活怎样变化。他同时肯定鲁什的《我，一个黑人》，并希望继续追踪其中人物独立后的处境。这种关注也贯穿《马车夫》：达喀尔的劳动者拥有欲望、失误与判断，其困顿处于城市制度和历史变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