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5月13日的法律
公历1888年5月13日，巴西摄政公主伊莎贝尔（Isabel）以皇帝佩德罗二世之名，批准议会通过的第3353号法律。这部后来称为《黄金法》的法律只有两条：第一条宣布，巴西的奴隶制自本法之日起废除；第二条废止与之相抵触的规定。参议院保存的决议原件上，议会日期与摄政公主的御准日期都写为5月13日。
法律命令有关机关遵行，并由农业、商业及公共工程事务大臣兼代理外交事务大臣罗德里戈·奥古斯托·达席尔瓦（Rodrigo Augusto da Silva）负责印行和传播。众议院法令目录将原始刊布记在5月14日的官方公报第1页；法律本身把废奴效力系于13日，而不是以后报纸、信函或地方获知消息的日期。
议会外的动员与冲突
法律表决以前，废奴运动已经通过社团、报刊和公共集会积累了长期压力。若阿金·纳布科（Joaquim Nabuco）主要参与议会活动，若泽·杜·帕特罗西尼奥（José do Patrocínio）则组织剧场中的公开演说及地区性的解放行动。安德烈·雷博萨斯（André Rebouças）往来于政治人物、商人、学生与剧场人士之间，为不同活动牵线。
1883年成立的废奴联合会（Confederação Abolicionista）尝试把各地力量联系起来。活动家办报、印发宣传品，争取主人自愿释放被奴役者，也组织购买自由。1885年以后，政府的逮捕和追逼加重，运动更多采用秘密行动，安排逃亡及藏匿。安东尼奥·本托（Antonio Bento）以组织、协助逃亡见长；联合会也公开宣传逃离奴役。
安热拉·阿隆索的研究把这些策略变化与政府、奴隶主及废奴派的相互行动联系起来。到1887年末至1888年春，军队和原先支持奴隶制的部分政治力量转向支持近期废奴，国会立法的条件随之改变。1888年的决定满足了不向奴隶主支付赔偿而终止奴隶制的核心诉求，却没有同时完成土地、劳动和生活保障的整体改革。
参考：[3]
废奴次日的咖啡收成争论
自由劳动将如何影响生产，是法律通过时已经出现的问题。美国驻巴西使节托马斯·贾维斯（Thomas J. Jarvis）在5月14日从彼得罗波利斯发出的报告中写道，当年的咖啡预计丰收，有人担心获释者离开原有劳动安排，使成熟的作物难以收获。
贾维斯并不赞同这种忧虑。他认为巴西社会已对改变劳动制度有所准备，预期废奴不会立即损害生产，并将带来长期益处。这是他在废奴次日作出的判断。信中同时留下了拥护废奴与担心收获受损的两种声音，说明法律宣布自由时，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新安排仍需形成。
参考：[4]
离开还是留下
获释者的选择与各地既有生活关系相连。安娜·玛丽亚·里奥斯和赫贝·玛丽亚·马托斯对巴拉伊巴河谷旧咖啡区的研究发现，许多家庭在奴隶制时期已形成跨越几代的亲属关系。废奴后经历最初的人口流动，一部分人认为留在熟悉、拥有亲友联系的地区更有利。离开原庄园与离开整个地区，是不同的选择。
留居也可以伴随劳动条件的重新商议。获释者关心家庭能否共同生活、有无住房和自用生产空间，以及谁决定劳动时间和节奏。他们在分成、包工或按日计酬等安排之间寻找出路，争取以家庭劳动替代原来的集体劳动编组，也有人尝试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土地取得困难和旧有身份等级仍限制着这些协商；河谷的经验也不能直接代表移民大量进入的圣保罗新咖啡区。
参考：[5]
把家庭关系写入记录
自由的意义还体现在家庭生活中。里奥斯和马托斯转引1888年9月25日《米纳斯日报》的消息：从5月19日至9月17日，圣若昂内波穆塞诺已有250名获释者结婚。这里统计的是结婚的获释者人数，并非250对夫妇。这类集中办理婚姻手续的行动，显示人们重视让原有家庭关系获得正式承认。
次年，在里约热内卢省南巴拉伊巴的塞博拉斯，黑人及混血家庭也利用新设的民事登记留下亲属关系。研究所引1889年3月12日记录中，日工若泽·多斯桑托斯·帕索斯（José dos Santos Passos）申报女儿死亡时，同时承认父女关系，列出另外两个孩子，并表示准备与孩子的母亲结婚。登记所承载的愿望超过单次死亡申报：劳动、居所与家庭关系，都是法律废奴后人们具体安排自由生活的组成部分。
参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