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尼达钢鼓乐队：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的形成

公历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特立尼达岛的青年乐手把节庆游行中的打击乐，逐步变成能够演奏旋律的钢鼓合奏。西班牙港的新镇、东干河和地狱院等街区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场所。较早的竹管乐队将长短不同的竹筒击地，或用木棍敲击竹筒，金属容器随后进入这套伴奏实践；它们的声音更响亮，也更经得起反复敲打。

1946年的报人奥斯卡雷特·克劳德（Oscaret Claude）回忆，1937年加冕庆典准备仓促，乐手来不及备好竹材，便从堆放旧物的院子找来汽车零件等物敲奏。耐用、易取得的金属吸引了竹管乐手。历史学家布里奇特·布雷雷顿（Bridget Brereton）评介金·约翰逊（Kim Johnson）的口述史研究时，则强调新镇的亚历山大拉格泰姆乐队在1939年狂欢节演出所激起的风潮。金属打击的采用与乐队风潮的扩展，有着不同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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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材料并不限于大油桶。油漆罐、饼干铁桶、垃圾桶盖和汽车制动鼓都可发声，乐手逐渐发现，改变容器底面的形状能使不同部位发出不同音高。金属于是既用来维持节奏，也成为试作旋律乐器的材料。

机械工兼乐手埃利·曼内特（Ellie Mannette）参与了战时的制鼓改良，把演奏面向桶内敲凹，以增加音高变化的可能。罗杰·登丁格（Roger Dendinger）的研究记载，他在1946年用改制的五十五加仑油桶演奏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制作者继续靠敲击、整形和调音改善声音，让鼓面能够承载更丰富的曲调。

早期唱片说明已把调音者列为乐队的重要角色。查尔斯·爱德华·史密斯（Charles Edward Smith）描述的“乒乓”鼓，由食用油桶截制、加热并敲打成形，能奏出十四个音。桶身长短、演奏面形状和调音手艺共同影响效果，废料并非拿来就能奏出预定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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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工作场所常在临街房屋背后。西班牙港工人居住的排屋之间留有狭长空地，竹管乐队原在那里练习；钢鼓兴起后，这些场所成为制鼓、调音和合练的院落，称为panyard。乐器的改进与合奏的磨合，可以在同一处反复进行。

史密斯的唱片说明留下了这样的街区场景：乐队在后院练习，儿童坐在围栏上观看，游行时又有成群追随者跟着走。队伍演奏进行曲、伦巴和其他节庆曲调，吸引的听众逐渐超出最初的参与者。乐队不仅需要音准，也要让重复的节奏带动街上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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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战争爆发以后，1940、1941年的狂欢节仍然举行；1942—1945年，街头游行及狂欢节活动受到禁止。布雷雷顿所评介的研究指出，这段时间制鼓试验并未中断，能奏旋律的钢鼓在不同地点逐渐发展。1945年5月和8月的胜利庆祝，让公众集中接触到这些新声音。

1946年3月，克劳德已经向读者介绍钢鼓能奏出音阶、童谣和歌曲副歌，同时承认不断排练会让一些居民感到困扰。他主张给乐手改进乐器的机会。音乐能力的增长，并没有立即消除噪声争议；街道上的音乐也引出了如何容纳乐队活动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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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标为1948年的Disc第719号唱片册，记录了卡萨布兰卡钢鼓乐队的演奏人员与乐器。菲利普·邓巴（Philip Dunbar）和唐·亨利（Don Henry）演奏乒乓鼓，另有乐手敲击铁盘、钢鼓和长条钢片。说明还记下用椅腿制成、末端包裹内胎橡胶的鼓槌，以及大桶承担低音、小桶承担较高声部的配置。

这份材料显示，1940年代后期的乐队已经把旋律鼓、低音容器和金属节奏声部组合起来，并为卡利普索歌唱伴奏。唱片把具体乐手、音色分工和曲目留在同一份记录中，也保存了街头音乐在材料试验与合奏分工中逐渐成形的面貌。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