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准备到1966年揭幕
1966年12月3日，高雄加工出口区在前镇举行建成暨揭幕典礼。经济部长李国鼎主持典礼，副总统严家淦主持揭幕，随后参观区内工厂。设在高雄港区填海新生地上的加工区，于这一年底开始运作，成为台湾首个加工出口区。
这项安排经过多年讨论。蔡宛桦依据早期报告梳理，1956年经济安定委员会已提出在高雄设加工工业区的构想，后来讨论逐步转向自由贸易港与出口加工制度。1958年经安会解散后，构想一度中断；加工出口区的名称到1963年5月才出现。李国鼎和严家淦分别参与推动，制度在机构协商中逐步成形。
1965年1月30日公布施行的《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先为划区、管理和外销企业提供法律依据。它授权行政院选址设区，目标是促进投资、发展外销及增加产品与劳务输出。这一法律框架先于1966年12月的建成揭幕，为企业申请入区与组织生产规定了条件。
把手续和货物流动集中管理
加工区以专门的加工出口区管理处组织日常运转，隶属经济部。原订条例把公共设施筹建、工商登记、建筑许可、产品检验、进出口签证等事务交给管理处；工厂设置与劳动条件检查，也列入其职掌。海关、税务、邮电等有关机关则在区内设置分支单位，原则上集中办公，企业可以在同一区域办理多项手续。
条例规定，企业可以租用区内公有土地，厂房既可自行申请兴建，也可租用管理处或其他投资者兴建的房舍。自国外进口的自用机器、原料和半成品，依原条文免征进口税捐；区内生产的成品及所用原料、半成品另有货物税减免。产品原则上外销，符合例外条件并经核准进入岛内课税区的产品，则须依法课税。
优惠同时伴随管制。企业必须登记物资进出数量和金额，货物出入要经核准与海关查验，员工名册及照片须送管理处核发出入证。原条例也限制一般人员在区内居住。加工区把生产、报关和行政服务集中起来，工人的住宿与日常生活仍与区外社区相连。
参考：[1]
进口材料、装配劳动与出口市场
早期招商并不限于一种产品。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整理的1967年准许设立外销事业种类，包括成衣、针织及纺织、皮革制品、玩具和家具等。电子业随后成为加工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厂把国外原料与零组件运入，再由当地作业员制造或装配，完成后送往海外市场。
蔡宛桦引用1973年的电子业调查指出，当时台湾许多电子厂承担装配工作，加工区企业尤其如此：电视机、收音机装配后运往日本和美国，部分零组件还可能先送香港测试，再交给客户。这条生产路线把高雄工人的岗位接进跨国分工，区内一次装配并不一定就是产品最后一道工序。
区内外供应关系也需逐步建立。进口材料在初期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本地企业成为原料、半成品供应者的过程，并非随揭幕典礼立即完成。对入区企业而言，集中设施和简化手续的实际价值，是减少设厂及进出口办理中的时间与行政成本。
女工进入工厂的不同道路
年轻女性构成了早期劳动力的重要部分。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整理的李宝珠口述及照片，留下一个具体例子：1969年仍在读高中的她，经母亲友人介绍，暑假到前镇加工区的飞利浦建元电子公司当生产线作业员，以分担家计。她回忆，许多同事较早离开学校，自己继续读高中的机会得自兄长支持。
李宝珠记得，同伴会在午休或下班后到厂区草地休息，遇到拍照机会还会认真摆姿势。重复单一的工作并不适合她，一个月后她离开工厂，改做数学家教。这段短期经历，和许多长期留在生产线上的女工形成不同的人生路径。
赵家怡2009年访问纪录片导演柯妧青时，记录了另一组较长的工作记忆。导演在调查中看到，成衣作业按工序反复进行，钉钮扣、熨烫等动作既要熟练，也要迅速；受访者常以加班增加收入，为领取全勤奖金而不愿请假。许多女工同时把能够支撑家计、让弟妹继续升学，视为值得珍惜的成就。
这些后来的口述保留了劳动者自己的衡量：收入扩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作用，工作节奏却压缩了休息空间。李宝珠能够离开生产线继续求学，另一些受访者则多年留在同一岗位，家庭需要与个人选择共同影响着去留。
从厂门延伸到地方交通
就业增加后，把工人每天送到厂门成为实际问题。档案管理局公布的早期记录包括职工交通协调会议和通勤列车票务安排；其整理说明，政府以增加公车、火车及渡轮班次疏通上下班人潮。区内生产由此牵动前镇、港区与周边住区之间的联系。
后来的经济研究提醒人们，临港选址对不同产品的价值并不相同。蔡宛桦讨论早期调查时指出，部分电子产品靠空运出口，企业在选择厂址时还需考虑劳动力来源以及接送成本。原料和成品能够跨境流动，并未消除每日通勤的地方限制。
高雄加工区的开办，把外销制度落实为管理处、厂房、货物检查和生产岗位，也把工资收入带进许多家庭。它是台湾出口产业发展的一个具体场所；岛内同时存在区外工厂与其他外销途径，加工区的企业与这些工厂共同参与了出口生产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