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臭进入议事厅
公历1858年6月11日，英国下院议员约翰·布雷迪（John Brady）抱怨，泰晤士河的气味使委员会会议室和图书馆难以使用，要求采取措施。工程首席专员约翰·曼纳斯勋爵（Lord John Manners）答复，河流状况并不在他的管辖和控制之内。一个已经影响议会日常工作的卫生问题，首先显露出权责分散的困难。
6月25日，巴克卢公爵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在上院把注意力转向河岸居民。他说，自己虽住在河边，却可以搬走；许多贫穷住户既无钱迁居，也没有宽敞房屋让他们关窗避臭。风向改变，只会使兰贝斯、萨瑟克与对岸轮流受扰。气味并不只围绕议会建筑，也影响了居民能否留在家中的日常选择。
排水改善为何加重河流负担
在公爵的叙述中，人口和房屋增加扩大了排水范围，各处污水却继续流入泰晤士河。上游城区排水条件改善，未能同时解决河流承受的污物；当季格外干燥，雨水稀释减少，又加剧了不便。煮肥皂、熬骨和制陶等行业的废物也流进河中。生活污水、工业废物与少雨天气在这场讨论中被并列为问题来源。
如何判断危险，同样影响政治反应。公爵担忧炎热季节若发生疫病，河流恶臭会使后果严重，但又明确说自己并非断言疫病必将出现。7月15日财政大臣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以全城对疫病的忧惧说明立法的迫切性。这些发言记录的是当时的恐惧及解释方式。
谁筹款，谁承担责任
迪斯雷利提出，改善河流应主要使用伦敦地方资源。大都会工程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承担重要任务，却缺少与任务相称的筹资条件：逐年征收的地方税，难以单独作为大额长期借款的可靠基础。政府的选择是增强这个现有机构，而不是另设一个包办工程的中央机关。
他向下院说明的方案，以约三百万英镑为工程规模，设置专用于主排水及净化河流的地方税，按每英镑不超过三便士、征收四十年计算。预计每年约十四万英镑的收入，用来支付利息并积累偿债基金。政府拟为不超过三百万英镑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提供担保，利率不超过百分之四，相关财务运作受财政部监督。
这种安排把立即筹得工程资本与长期偿债联系起来。迪斯雷利强调，政府担保不等于先从全国税款中拨出同额工程费；委员会可以凭担保发行债券，向资本持有者融资。
参考：[3]
工程权限与出水口争议
资金之外，政府还拟撤除部分须由工程首席专员或议会批准的限制，让委员会承担选择和施工的责任。曼纳斯把这解释为出资者应有决定工程的自由，并认为政府与下院不宜替代专业人员确定具体排污口。
不过，把污水移出中心城区并不等于争论已经结束。曼纳斯承认，调查尚不能确定在哪个排放点，污水才肯定不会随潮水回到伦敦。他在介绍方案时谈到按出水口位置设置不同期限的除臭要求，也说明委员会将获准在大工程生效以前采取临时缓解措施。长期截流工程与眼前的气味处置，是同时面对的两项工作。
参考：[3]
1858年的决策与其后的施工
7月15日，法案获准提出并完成一读；8月2日，上院记录将《大都会地方管理法修正案》列入获得御准的法案清单。迪斯雷利介绍方案时曾提出到1863年底完成工程，那是当时的计划期限。
工程师约瑟夫·威廉·巴扎尔杰特（Joseph William Bazalgette）的排水设计早于这次夏季危机。托马斯·哈德森·比尔（Thomas Hudson Beare）在1901年传记中记述，方案于1856年提交政府，经过审查与修改；1858年权限问题改变以后，详细设计和首批合同才继续推进。他记述威尔士亲王于1865年主持启用仪式，又把全部工程完成记在1875年。恶臭危机推动的融资和权限选择，与多年铺设施工及分阶段启用，应放在各自的时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