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决议与公开宣讲
1967年初，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推动执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坦盟，TANU）重新说明社会主义与自力更生的政策。原版《阿鲁沙宣言》将全国执行委员会形成决议的阿鲁沙会议记为1月26日至29日，会议地点是当地社区中心。
党内决议随后进入公众生活。2月5日，尼雷尔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姆纳齐姆莫贾广场向群众讲解宣言；乔治·罗伯茨对当时报刊的研究指出，全文见于次日的报纸。1月的党内会议、2月的公开宣讲与报刊刊布，构成不同环节。宣言又为稍后提出的农村社会主义组织方式提供了方向。
把自力更生落到领导与农村
宣言主张人人平等，国家应有效控制主要生产资料，并干预经济以制止剥削和过度集中的财富。自力更生既涉及国家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也要求个人依靠劳动、各级组织通过合作承担建设。发展计划须重视本国的实施能力，以及农民和农村居民的生活。
这套要求同时约束党政领导。阿鲁沙决议禁止领导持有公司股份、担任私营企业董事、领取两份以上薪金，以及拥有出租给他人的房屋。将领导的生活方式与政策相连，意在防止新的执政阶层脱离工人和农民。
参考：[1]
1967年9月的自愿合作构想
尼雷尔在1967年9月发表政策小册子《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后来收入1968年的《乌贾马：社会主义论集》。乌贾马一词表达共同体如同家庭的理念；政策把共同居住、合作劳动和分享成果作为农村发展的目标。尼雷尔明确主张，社会主义共同体须由愿意参加的人建立，政府和坦盟应解释、鼓励、参与，帮助居民自行经营。
他提出可以分步开展：把住房集中到村落，试办小块集体田，同时保留各户土地；居民相信合作有益之后，再扩大共同生产，仅留下屋旁菜园等自用地。步骤先后应随地方条件调整。共同收益按劳动分配，并可留出救助和投资份额；种植、分配及扶助安排须由参与者商定。他也提醒，迁到一起不会立即增加财富，最初几年仍会困难。
1973年后转向集中迁村
村庄数量增加，并未使共同耕作成为普遍生产方式。世界银行1977年的经济报告回顾，到1973年，乌贾马村已有五千多个，却只覆盖部分农村人口；集体田在村庄产出中的份额很小。政策由逐步建立合作共同体，转向加速改变居民的居住布局。
地理学者泰米·西塔里记载，滨海区在1973年开展“滨海行动”，由区域层级规划、各区执行，迁入村庄具有强制性，被视为农村改革中“共同生活”的第一步。世界银行报告则把1973年12月列为另一转折：共同耕作的目标暂时退居次位，改为把各户田块集中配置。1974年全国展开大规模迁村，1974至1975年的行动完成了大量家庭的实际搬迁，新村常被称为规划村或发展村。
执行计划中的地方交涉
迁村政策要经过地方官员和居民的具体行动才改变聚落。西塔里在1976至1979年对巴加莫约区进行田野调查，并结合地图、航空照片、官方材料和访谈，追踪此前迁村的结果。该区原计划把姆索加（Msoga）的居民迁到姆博加（Mboga）；居民拒绝迁入，经过交涉，取得组织自己村庄的权利。
西塔里认为，允许形成比计划更多的村庄，是巴加莫约迁村过程相对平和的一个原因。新聚落也强化了早已出现的沿交通干线集中的趋势。实际村庄的数量、形态和内部邻里关系，因而受到旧居位置、亲属联系与居民选择的共同影响。
参考：[5]
聚居、公共服务与生产困难
规划者常把道路、水源和既有公共服务作为新村选址条件。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一些地方对村庄规模和肥沃耕地是否充足调查不足；1974年的大规模迁移扰乱了农业生产，但其影响程度难以准确衡量。报告还警告，在气候、土壤和作物差异很大的地区套用统一安排，会带来过度耕作和放牧等风险。
在西塔里后来观察的村庄中，学校、成人教育、卫生中心和村民会议更深地进入日常生活，取水却仍是许多居民的主要难题。住房集中为服务和行政组织提供了条件，未自动解决生产与生活资源的不足。1967年的宣言和自愿合作构想，到1973—1975年的强制迁村，显示了农村政策目标、实施手段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