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腾堡圣经：1452—1455年的出资、印制与出售

1450年代前半，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在美因茨把金属活字用于大部头拉丁文《圣经》的印制。后人称它为古腾堡圣经或四十二行圣经。它没有印刷者署名和刊行日期，印制经过要从存本、书信和诉讼材料拼合；研究一般把这部书的完成放在1454—1455年前后。

出资者约翰内斯·富斯特（Johannes Fust）承担了重要的融资角色。克纳佩与蒂尔的研究将双方关系重建为两次各八百古尔登的融资安排：第一次在1449—1450年间，用于建立作坊；1452年又有一笔资金，富斯特成为共同事业的参与者。工具、工钱、房租、纸、皮纸与油墨都要在售书收入到来之前支付。

参考：[1] [2] [3]

印工采用哥特式字形，把经文排成两栏，并保留写本中常见的异体字、连字和缩写。活字能够组成不同的文本，但排版仍须逐行处理：字距、缩写与字形的选择，共同维持两栏边缘的整齐。读者看到的是熟悉的拉丁文经书面貌，制作方法却已转向重复印出的书页。

四十二行并非从开印到结束始终不变。庆应义塾大学馆藏目录指出，最早排印的部分页面每栏四十行，另有一页为四十一行，随后才改成四十二行。早期还曾用红墨印出部分标题，后来放弃双色印刷。增印的决定又使一些书帖出现不同排版；不同存本因此保存了调整生产过程的痕迹。

参考：[3] [1]

这一版同时使用纸和皮纸（vellum）。黑色经文从印版转到书页后，书籍并未完全做好：卷首、章首字母、红字标题和装饰仍有预留空处，要由书写者或彩饰工补成，最后再装订。印刷与手工在同一件书里接续进行，不能把装饰完成的时间直接当成开印或刊行日期。

庆应所藏纸本只存第一卷。它的第一页仍可见红色印刷标题、金色大首字母和沿页缘展开的花叶彩饰；原有十五世纪装帧虽经修缮，木板外的牛皮封面、护书金属钉和扣件仍留下早期使用痕迹。统一排印的经文，加上各本不同的彩饰、装订和所有者记录，使每一部存书又具有自己的经历。

参考：[3]

1454年10月，帝国外交官埃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在法兰克福看到了印出的书帖。1455年3月，他从维也纳新城写信给枢机胡安·德·卡瓦哈尔（Juan de Carvajal），称赞字迹清楚，并说明自己看到的是若干经卷的书帖，而非完整装订的《圣经》。

信中提到的产量并不是他逐本点数所得：有人告诉他已完成一百五十八部，另有人说一百八十部，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他还转述，书在完成前已有买主，想再购得一部并不容易。这封信把印刷、展示与预订联系起来，也提示今天常见的印数应当作为重建的估计，而不是现存作坊账簿里的确定总数。

参考：[1]

售书前后的资金安排，也把古腾堡与富斯特带进了诉讼。1455年11月6日，公证人乌尔里希·赫尔马斯佩格（Ulrich Helmasperger）在美因茨记录富斯特依判决宣誓的过程。文书收录双方此前的主张：富斯特要求偿还款项和利息；古腾堡则区分制作工具的钱与共同“书籍事业”的支出，并反驳全部款项都应计息的说法。

文书中的判决要求核算共同事业的收支，并要求富斯特以宣誓或证人证明，所垫资金是付息借来、而非出自自有款项。富斯特随后宣誓称，自己借得并交付共同事业的款项为一千五百五十古尔登。融资协议、实际交款和最后应偿数额并非同一数字。这份记录让人看到印刷背后的信用关系，却不足以完整还原后来设备与存书怎样分配。

参考：[2] [1]

古腾堡圣经的传播不限于最初售出之时。研究者从装饰、批注、礼拜阅读标记和重新装订，追查书怎样进入宗教与学术生活。埃里克·马歇尔·怀特（Eric Marshall White）2020年的研究以四十八部保持卷册形态的存本为对照，又从装帧残片中辨认出至少十五部已经散失的《圣经》；两类证据不能合称为同样完整的存书。

一些失去使用价值的皮纸页被裁成封皮、衬纸或书脊材料，反而保存了书曾经流通的地点。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片经文，至今包在1666年于克滕印行的法律手册外面。这样的残片既见证后来对旧书的轻视，也给传播研究留下线索。从筹集资金、排印和预订，到手工装饰、长期使用及回收，古腾堡圣经的历史是一连串具体的制作与交易。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