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长安与译经场所
《出三藏记集》所收僧叡《大品经序》，将鸠摩罗什抵达长安记为后秦弘始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姚兴以国师之礼相待，请他在西明阁、逍遥园译经，后来又有在长安大寺讲解新经的活动。译场的工作随着经本、主持者和听众组织展开，并不限于一处建筑。
姚兴本人参与了新旧译文的比勘。罗什持外语经本，姚兴查看旧译，僧众则请问义理、讨论措辞。僧传叙述这种活动时，也记下姚显、姚嵩屡次请罗什讲说新经；统治者的支持由礼遇落实为邀集、请译和参与校勘。
《大品经》的几次完成
弘始五年（公历403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大品经》在京城北面的逍遥园开始传译。僧叡记罗什手执胡本、口宣秦言，当场解释两种语言的差别；慧恭、僧迁、道恒等五百余僧参与咨问。这里的“胡本”和“秦言”，分别是记述者对外语底本与汉语译述的称呼。
当年十二月十五日，传译告一段落；次年四月二十三日，校正检核完成。但僧叡紧接着说明，团队仍随着《释论》的译出继续校经，直到论书完成，译文才告确定。口译结束、初次校定和后来据论修订，是一部经书成形中的不同步骤。
修订期间已有抄本流出。僧叡批评抄写者在经文未定时随意增损、改动篇题，使各本出现差异。他因此留下校订经过，帮助读者理解为何同名经本并不处处相同。
参考：[1]
口头解释怎样写成译文
校订涉及具体术语，而不只润饰句子。《大品经序》列出旧称“阴”改为“众”、“入”改为“处”等例子，并说明有些外语词不能直接译出，仍须保留其声音。用什么汉字、怎样解释语义，都是译场中实际讨论的问题。
《思益经序》则留下笔录者的自述：僧叡与道恒负责传写。罗什不仅翻译经句，也解释题名和言外之意；二人把所听到的讲说写下来，声明不以自己的意思添加。经本口译与现场释义由此进入同一传写过程。
参考：[1]
大寺中的《法华经》
弘始八年（公历406年），《法华经》在长安传译。慧观的《法华宗要序》把场所记为长安大寺，时间为夏季，并描述罗什手执胡经、口译秦语，顺应本地语言，同时讲解经文以外的含义。
僧叡《法华经后序》另记，安城侯姚嵩支持传写，听受者有八百余僧。它把经文义理的领会同口头传译联系起来：译经既生成可抄写的文字，也让聚集的僧人共同研习。
律藏传译中的接续
《十诵律》的工作显示不同僧人的专长如何配合。《高僧传》记，弘始六年农历十月十七日，数百名义学僧聚集长安中寺，请熟悉律藏的弗若多罗诵出胡本，由罗什译为汉文。工作完成约三分之二，弗若多罗去世，传译因而中断。
庐山慧远听说昙摩流支熟悉《十诵律》，便写信请他接续；姚兴也出面邀请。昙摩流支随后与罗什完成传译，并研核条制。传记仍说罗什认为文字繁复，有待删治，说明经本已经译出与文句已经修整，未必同时完成。
参考：[2]
写定、流传与后来的文本
《成实论记》把姚显请译此论记在弘始十三年农历九月八日，至次年九月十五日结束；罗什持本口译，昙晷笔受。《略成实论记》又记昙影负责正写，并调整篇章编排。不同记录保留了请译、口译、笔录和整理各自的承担者。
罗什晚年的纪年，史料并不一致。慧皎《高僧传》记他卒于弘始十一年（公历409年），同时注明诸记有异；僧肇《鸠摩罗什法师诔》则记癸丑年（公历413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卒于大寺。《成实论记》所记弘始十三至十四年，即公历411—412年的译事，与前一种卒年说相抵牾。
长安以外的学僧也参与交流：慧远以书信问难，道生入关求教。译出的文字与往复解释一道传播。现代文献学研究则进一步区分传本的层次：辛嶋静志编《妙法莲华经词典》时，为后来由他人翻译并编入罗什译本的部分另编词表，列为附录，提醒读者现存经本还包含译场之后的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