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六便士的书上市

1935年7月30日,艾伦·莱恩推动的企鹅图书系列在英国推出首批十种平装书,每册售价六便士。最初的出版者是伦敦的博德利书店出版社(The Bodley Head),书上同时印有企鹅系列名和原出版社名称。这一节点标志着新丛书上市。

几个月前,书业已经见到它的预告。5月25日《Publishers’ Circular》的广告画着六只滑行的企鹅,招呼读者翻页看介绍;统一的动物标志先于书籍进入市场。广告在5月刊出,首批书在7月问世,是宣传和出版两个环节。

英国和欧洲大陆此前已有廉价书与平装系列。企鹅把成熟作品、低价和易识别的封面放在一起,使读者能以较小开支购买一本完整的书。莱恩的工作重点,是让这套再版书走到更多人的购物路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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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十种书如何组成

首批书目的第1号是安德烈·莫洛亚的《Ariel》,第2号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A Farewell to Arms》(《永别了,武器》)。侦探小说包括多萝西·L.塞耶斯的《The Unpleasantness at the Bellona Club》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分别编为第5、6号。

其余六种是Eric Linklater的《Poet’s Pub》、Susan Ertz的《Madame Claire》、Beverley Nichols的《Twenty-Five》、E. H. Young的《William》、Mary Webb的《Gone to Earth》和Compton Mackenzie的《Carnival》。样张封底把十种书及作者依次列出,读者拿起一本便可知道同批还有哪些选择。

这些是已有作品进入新系列的再版,并非十位作者同日发表新作。早期封面显著标明完整、未删节,传达的承诺是以较低价格提供原作,而不是出售故事梗概。传记、一般小说和侦探小说共同组成了最初的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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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企鹅让系列可辨认

年轻的爱德华·扬负责最初的封面设计。他将版面分为横向三段,在中间浅色区域突出书名和作者,企鹅标志与系列名称反复出现。橙色用于一般小说,绿色用于侦探小说,深蓝色用于传记;《Ariel》、海明威小说和两种侦探小说的封面,清楚显示了这套分类。

关于名称的来历,扬后来回忆,是秘书琼·科尔斯提出了企鹅这个点子,他随后去伦敦动物园画鸟。设计史研究者菲尔·贝恩斯将这一回忆与封面演变联系起来,说明标志和横向色带如何构成早期系列的共同面貌。

这套设计把不同作者的书放进一种稳定的外观。书名仍各不相同,读者却很容易将它们看成同一出版计划的成员。价格最初印在护封上,而不是书的纸封面上;护封与封面其他部分的设计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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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店走向日常购物场所

莱恩想争取的买主,包括习惯借书而很少买书的人。除传统书店外,企鹅还通过伍尔沃斯等杂货连锁商店和报刊经销点出售。顾客可以在熟悉的购物场所拿起书浏览,购书不必成为一次专门拜访书店的活动。

理查德·霍恩西的研究指出,六便士的价格必须与大量生产、广泛铺货相配合。统一包装则帮助陌生作品获得系列信誉:读者未必了解每位作者,却可以凭借对企鹅的认识作选择。

传统书店也逐渐将企鹅集中陈列。霍恩西引用书商W. E. Hill在1939年的经验:有些人原来进店是为买文具、付账或挑礼物,却被成排鲜明的护封吸引,最后买走一两册。这份后来的观察,展示了系列陈列如何把顺路的顾客变成购书者。

参考:[2]

廉价书带来的阅读选择

书籍史学者西蒙·埃利奥特强调,便宜和轻便会降低尝试陌生作品的负担。他引用1942年的读者调查:一位受访者说,丈夫购买企鹅书,因为价格低、携带方便,读后还会转送军人;另一位读者把廉价版本与尝试不同读物联系起来。这些是战时的阅读经验,说明早期出版模式后来怎样被使用。

企鹅给买书者提供的,不只是少花钱的同一本书,还有一种较轻松的选择方式:认出熟悉的系列,浏览书目,再带走一本此前未必计划购买的作品。从1935年首批十种开始,作品再版、封面设计和零售渠道相互配合,让拥有书籍更容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参考:[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