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船与秘密登舟
鉴真在扬州讲授戒律，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则希望请有经验的传戒师赴日。《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两人在天宝元载到大明寺请求鉴真东行，此后多次筹船、出发与受阻，直到天宝十二载才随遣唐使船队成行。这次启程在公历753年；下述唐、日本纪年中的月日，均沿用当时的阴阳历。
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五日，藤原清河、大伴胡麻吕、吉备真备等使臣前来拜访。赴日传戒的奏请未能获准，他们转而请鉴真自行设法。仁干禅师预备船只，鉴真于十月二十九日夜间离开龙兴寺；临上船时，他还在江边为赶来送行的二十四名沙弥授戒。
船队曾担心官府搜查，让僧众下船。十一月初十夜，大伴胡麻吕秘密接鉴真一行上自己的船，普照则在三日后登上吉备真备的船。海上交通与使团安排由此交织在一起，同往日本的人并未都乘一舟。
同行者与携带的典籍
传记列出的随行者包括法进、昙静、思托等僧人，智首等三位尼僧，以及潘仙童、安如宝、军法力、善听等在家信众，合计二十四人。这是同行名单，与出发前在江边受戒的二十四名沙弥分属两项记载。普照另乘使船，继续参与这次东行。
行装也有详细清单：舍利、绣制佛像、白栴檀千手像，与《华严经》《涅槃经》《四分律》及多种注疏一起运送。《四分律》列为六十卷，另有法励的疏、定宾的《饰宗义记》及道宣的《行事钞》《羯磨疏》。传戒所需的教本、解释与仪式文献，随着使用这些书的人一同过海。
清单还记有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以及不同书体的书迹。传记将其中一批器物、书迹列为进献内廷之物；这些货物的去向，与留供僧团讲学的律学文献并不完全相同。
登陆萨摩，再赴奈良
船队十一月中旬出海，经过阿儿奈波岛。十二月初六，第一船触礁，鉴真所在的第二船继续前行；次日到益救岛，十八日再启航，随后遭遇风雨。传记把抵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记为十二月二十日，中午着岸；二十六日由延庆引往太宰府。
这一段虽仍属旧历年末，换算为公历已经进入754年。Marcus Bingenheimer的译注同时提醒，中日历日与西历换算可能有一两天误差。
天平胜宝六年二月初一，一行抵达难波；三日到河内，藤原仲麻吕和道璿分别派人迎接。四日进入奈良，安宿王奉命在罗城门外迎候，引他们住进东大寺。登陆港口、抵达地方行政中心与入京安置，是连续而各自有日期的行程。
东大寺授戒与戒坛
到东大寺以后，吉备真备传达诏意，将授戒、传律事务交给鉴真。僧都良辨负责开列监坛僧人的名单。传记接着记述，同年四月在卢舍那殿前设坛，为证修等沙弥授戒；一些原已受戒的僧人也舍弃旧戒，重新接受鉴真所授之戒。
传记另有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登坛受菩萨戒的叙述。这一部分存在争议：Bingenheimer援引福山敏男的研究，质疑后出的传记是否把较早的皇室受戒故事移到鉴真名下。
临时设坛之后，寺方又在大佛殿西面另建戒坛院。传记记载原坛之土被迁去筑坛，把举行仪式的场所保存下来。授戒既涉及主持者与监坛僧，也需要固定的坛场，后来在寺内形成了单独的设施。
田地、寺院与讲律网络
学律者从各地赶来，却有人因缺少供养而离去。传记说，朝廷得知后，于天平宝字元年十一月赐备前国水田一百町，随后又赐新田部亲王旧宅的园地。普照、思托请鉴真在这里建立寺院，长久传授《四分律》及其疏记；供养学生的田地与安置僧众的场所，成为办寺的实际条件。
天平宝字三年，即公历759年，八月初一仍按日本阴阳历记日，鉴真自行立下“唐律招提”之名，随后请求官府颁额。传记称这就是唐招提寺，并记善俊受邀讲授相关疏记。这里的创设包括定名、请额与讲学，不能由此推定今天所见全部殿宇均在当年建成。
讲学也没有限于一寺。道璿曾请思托指导懂汉语的弟子，思托在大安寺唐院为忍基等反复讲习。到天平宝字三年，忍基在东大寺唐院、善俊在唐招提寺、忠慧在近江、真法在兴福寺讲授疏记。随船带来的戒律文本，经过弟子教学与寺院间往来，进入了多个讲学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