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镇：1950年代的爵士乐生活与强制迁移

1950年代，约翰内斯堡西部的索菲亚镇（Sophiatown）既有拥挤的出租住屋，也有黑人拥有的房产、学校、教堂和商店。居民并非处境相同：有些人积蓄多年购置住房，更多人是租客或转租客。音乐生活就在这些居住关系与公共场所之间展开，电影院也兼作演出和集会空间。

奥丁电影院（Odin Cinema）是其中一个重要场所。拉拉·维多利亚·艾伦的研究引述居民唐·马特拉的回忆，说明它曾用于音乐会、教会活动及反对迁移的政治集会；1948至1950年间，经营者还开设带有自动点唱机的奶吧。人们听唱片、看电影、见朋友和参加集会，并不总要进入彼此分开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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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手埃德蒙·“恩特米”·皮利索（Edmund “Ntemi” Piliso）在后来接受音乐学者克里斯托弗·巴兰廷访问时，回忆乐手购买美国唱片，反复播放，听出旋律再自行编配。唱片因此也是学习材料。他谈到接触比博普爵士乐时，自己先从录音记下旋律，再召集同伴试奏。

1955年成立的索菲亚镇现代爵士俱乐部（Sophiatown Modern Jazz Club）在奥丁电影院举办周日即兴演奏，卡梅伦·“匹诺曹”·莫克加伦（Cameron “Pinocchio” Mokgaleng）负责早期运作。皮利索记得基皮·莫克齐和年轻的休·马塞凯拉等人参与，白人乐手也来合奏。他同时指出，比博普重视独奏者即兴技巧，却不容易立即赢得所有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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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流通超出了索菲亚镇。以哨笛（pennywhistle）为主要乐器的夸拉音乐（kwela），通过唱片销售和广播传到南非其他城镇。艾伦的研究把这一传播与乐手往约翰内斯堡寻找录音机会联系起来：听众可以在远处接触曲调，职业录音机会却更多集中在城市。爵士演奏、哨笛街头音乐与录音市场相互联系，并不是同一种风格。

广播也构成筛选关口。艾伦指出，南非广播公司（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SABC）拒播带有反种族隔离暗示的音乐，唱片公司因担心失去广播宣传和销量，也不愿录制这类作品。乐手仍会在曲名、口白和歌词中留下日常处境：她分析斯波克斯·马希亚内等人录制的《Orlando》，将其视作对迁移经历的间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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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社区的力量来自国家的种族隔离政策。1954年《原住民重新安置法》实施后，政府向居民发出通知，要求全家腾退住处并搬走财物，另提供梅多兰兹（Meadowlands）的住宅或其他安置选择。通知还附有给雇主的信，请雇主在搬迁日准假，并填报工资以决定新住处租金。住址、劳动和行政管理由此被一并纳入迁移安排。

第一批迁移原定1955年2月12日，政府却提前三天行动。2月9日清晨，武装警察与军用卡车进入索菲亚镇，开始把居民送往梅多兰兹。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的当年报告和联合国报告均记下这一开端。此前政府已限制当地未经许可的公共集会；警力沿迁移路线部署，使有组织的阻止行动面临强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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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国民大会、业主组织及圣公会神父特雷弗·赫德尔斯顿（Trevor Huddleston）参与反对迁移。争议不只是房屋新旧：业主担心失去土地所有权，居民还面对更远的通勤距离及新的居住管理。联合国报告所录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意见指出，在新的法定居住区，跨区来访需要许可，居住资格也受到更严格的约束。

反对运动内部并非毫无分歧。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55年12月的报告中承认，行动指示不够清楚，宣传使人以为即使面对军事行动也能阻止迁移；组织又未充分区分业主和租客的诉求。住在恶劣条件下的租客希望得到较好的住房。报告为坚持反对的居民辩护，也检讨了未能把这些不同处境结合起来的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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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迁是一个延续的过程，1955年2月的行动不是全镇在一天内消失。爵士俱乐部同年仍组织演奏，后续迁移却持续改变乐手与听众相遇的条件。艾伦指出，迁往外围居住区使交通更费时、更昂贵，也削弱了乐手接近城市演出地点和付费听众的能力。社区拆散造成的损失，因而不只是一座演出场所被拆除。

皮利索回忆，到1960年代初，自己的亚历山大全明星乐队成员分散到不同居住区，排练聚会变得困难；同时，唱片业对小编制和新音色的偏好也改变了生计。索菲亚镇的经历由此连着更广的城市音乐史：唱片与广播让声音传得更远，居住隔离却切断了维持现场合作所需的日常联系。

参考：[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