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工业区与工资管制
1978年的罢工发生在圣保罗大都市南部的ABC工业区。圣安德烈、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和圣卡埃塔诺-杜苏尔构成其名称所指的三个城市，邻近的迪亚德马也与这一工业带紧密相连。汽车总装、零部件和其他金属工业吸纳了大批工人；圣贝尔纳多与迪亚德马的工人尤其集中在大型工厂。
1964年政变后，巴西工会遭受干预，工资调整受到政府政策约束。企业车间里的劳动强度、管理权威和生活费用上涨，使工资谈判超出单一厂商与雇员的争执。1975年起，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担任圣贝尔纳多和迪亚德马金属工人工会主席，工会逐步加强工资与自主组织问题上的动员。
从补偿工资损失到停工要求
1977年，围绕政府低报此前通胀数字的争议，工会展开追补工资运动。工会报纸《金属工人论坛》当年9月刊出的文章援引工会间统计与社会经济研究部门的计算，提出工资损失达34.1%。这个数字是追补运动的依据，并非1978年每一家工厂共同取得的加薪幅度。
斯堪尼亚卡车厂质量检查员奥古斯托·卡西奥·波图加尔·戈梅斯后来回忆，工人曾收集近千人的签名，并以拒绝在食堂用餐表达不满。到1978年5月，该厂的具体要求是增加20%的工资。工资问题由会议上的诉求，转成了工人可以在生产现场共同采取的行动。
5月12日，工人进厂而机器不开
1978年5月12日早晨，圣贝尔纳多的斯堪尼亚工人按时进厂、打卡，却不启动机器。停工由工具车间扩展到其他部门，工人留在各自岗位，厂内失去平日的机器声。与把人群集中到街头相比，这种厂内停工使不同工种能够以同一方式参与。
发动者中有工会干部吉尔松·梅内塞斯和塞韦里诺·阿尔维斯·达席尔瓦。波图加尔在2018年访谈中解释，行动没有由工会总部正式宣布，但厂内活动者事先商量过，并联系记者到场。因而，停工对厂方的突然性，与工人已有的组织联系并不矛盾。卢拉接到停工消息后进入交涉过程。
工会、厂方与工人大会
斯堪尼亚管理层随后邀请卢拉、厂内工会干部和工会律师参加会议。历史学家约翰·D.弗伦奇依据政治警察保存的记录，重建了5月16日厂内大会：卢拉把工会的作用界定为协助对话，工人的诉求，以及是否在继续谈判期间复工，应由到场工人表决。
谈判没有马上形成稳定的结果。厂方一度接受加薪安排，随后在其他汽车企业施压下退让。Santana的研究记载，原先20%的要求被压低为6.5%；波图加尔也回忆，承诺反复使工人怀疑工会代表是否背弃了自己。这一争执既涉及工资，也考验着工人、代表与管理层之间的信任。
各厂停工与行业协议
运动很快扩及福特、大众和梅赛德斯-奔驰等工厂。虽然地区劳动法院判定罢工违法，停工仍继续扩散。按弗伦奇援引的统计，到5月底，圣贝尔纳多和迪亚德马已有28家企业、约6.2万名工人卷入行动。各厂的停工时长与谈判结果不同，并非一次统一起止的全区总罢工。
5月30日，圣贝尔纳多和迪亚德马金属工人工会与全国拖拉机、卡车、汽车及类似车辆工业雇主工会（Sinfavea）签订集体协议，零部件行业的雇主组织随后加入。Pereira Neto的研究指出，ABC这一轮运动由此收束，而圣保罗市、奥萨斯库和瓜鲁柳斯的工厂行动仍有各自的进程。地区间存在相互鼓舞，但不能用一座工厂的复工日代表整个罢工潮结束。
工人重新成为公开的谈判力量
1978年6月的《金属工人论坛》承认加薪低于原先要求，却把迫使企业与工会对话、证明工人有能力共同组织起来，视作这轮行动的重要成果。报纸同时要求改变约束工会活动的制度。经济要求由此与组织自主、公共表达和政治参与相连。
1979年3月，ABC又出现由工会发动的行业总罢工，群众大会与政府干预进入另一阶段。劳工党的成立则在1980年。1978年的厂内停工使卢拉和工会获得更广泛的认知与支持，但其具体成果首先来自工人集体停止生产、谈判和表决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