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都江堰岁修：筹工、经费与地方劳动

清代的都江堰岁修，是灌县渠首与成都平原各地按年安排的维护工作。河道需要淘挖，堤堰需要补筑，竹木工料也要及时备齐。水利同知主持官修工程，各县官员、堰务人员和用水户承担不同事务，维护范围由大堰延伸到田间水道。

乾隆时期编成的《灌江备考》收录《天时地利堰务说》，解释了冬季水落、便于截流淘挖的道理。清代岁修通常先截外江，利用内江导流；外江修好后，再转修内江，争取清明前后恢复灌溉。冬季农闲有利于组织劳力，春季需水则给工程规定了期限。

参考：[2] [3]

岁修既要有人干活，也要决定由谁负担费用。康熙四十八年（1709），原来按田块派出的夫役改为折银，每夫一名折银一两。各县把负担折成银钱，再用于雇工修堰，土地多少与费用分摊仍紧密相连。

按田块计派的问题在于，一块田的大小并不相等。雍正七年（1729），四川巡抚宪德提出按丈量所得亩数分担；次年按得水先后分级征收。距渠首近、得水较便的灌县、郫县、崇宁县，每亩派银二厘；温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华阳等地一般为一厘五毫，华阳部分得水较少的田亩为一厘。水到田里的距离和多少，因而进入了筹工计费的规则。

参考：[1] [2]

《光绪增修灌县志》保存的宪德奏疏还规定，各县征收的银两交水利同知衙门。工程开始前先造册估报，完工后另册报销，结余留作夏秋洪水冲坏堤堰时的修补费用。每年的常规岁修，与汛期可能发生的抢修，由此共用一套经费安排。

奏疏针对里甲经手时少支多派、从中侵吞的问题，要求把各乡用水田亩的派银数目刻在木榜上公布，改为官收官解，并给缴款凭据；这项折夫银不得另加火耗。这里留下的是整顿征收的办法与目标，也说明用水户承担费用时，还面临经手环节额外加派的风险。

参考：[1]

岁修经费后来又有调整。县志记载，自乾隆元年（1736）起，原来按亩均摊的都江堰银两获免；乾隆六年（1741），巡抚硕色为此前漏报的石牛堰申请，将它并入都江堰岁修工程，由公项估支。前者改变旧摊费，后者扩大官款所负担的工程范围。

官款并未让所有工料费用从此固定不变。县志接着记下道光、咸丰年间因办工不足而增加拨款，以及用水州县捐助竹价的办法。钱从何处筹、按什么标准付给材料供应者与工人，仍须随着工程规模和材料情况重新处理。

参考：[1]

同一篇县志把岁修写得很具体：竹笼有规定的长度、直径和篾片宽度，编笼、截水和淘河各有计价办法，淘河还按淘挖方量计算工银。这些项目将备竹、编织、截流和挖河分成可以筹料、计工的事务，而非只记一个笼统的修堰人数。

同治二年（1863）以后，县志称山中竹料变小，旧定官价使供竹者亏本，于是出现补助和摊派。光绪六年（1880），四川总督丁宝桢免去这项摊派，改从官运局票厘生息项下每年拨银一千两，补足竹园按旧例供料的不足。材料的生长与价格，直接牵动岁修资金。

遇到大修，动员方式又不同。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亲临勘察后奏请大修，委派人员监督，并调集兵勇和雇役数千人分处淘挖。这是一次特别工程的投入，不能当作清代每年岁修的固定用工数。

参考：[1]

渠首放水之前，下游也必须疏通。袁琳、袁琳的研究据道光《新都县志》说明，新都境内较大的堰由官府督促民众修治，小堰则由民众自行组织，县内各水道的岁修须赶在大堰放水前完成。官修渠首与地方修渠，在时间上需要接续。

灌区内部也有用水户推举堰长、沟长，或按受水田亩自筹修费的办法。清代岁修因此包含两方面的劳动组织：跨县为主要工程筹款筹工，以及村户对身边水道的持续维护。折银、公开征收数额和增加工料补助，都在处理这项反复发生的负担；水能按时到田，则有赖于这些安排共同落实。

参考：[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