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徭役与百姓生计
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墨子及其后学面对列国战争、重赋与贵族礼仪的耗费，提出以百姓利益判断政治行为。他们关心人是否有衣食、社会是否得到安定，也批评把资源消耗在厚葬、久丧和大型音乐活动上。墨家的节用主张与当时的生产条件相连：劳动力被调去战争和仪式，便不能耕种与制作生活用品。思想争论由此落到具体的食物、劳作和资源分配，君主的行为被放在居民承担的赋役与生计条件中衡量。
兼爱与非攻的论证
墨家认为，人们只维护自己及所属群体的利益，容易侵害他人，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兼爱要求把对方的安全与利益纳入行动，非攻则反对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墨子》用可观察的损害、古代先例与论证反复说明这些主张。墨家并未停留在讲说，传世材料记载他们参与守城，研究城防与器械。反对攻伐和帮助防守联系在一起，使一组伦理判断具有了组织与技术实践的形态。
辩论、技术与后来的传承
《墨子》的不同篇章保存了政治论说、逻辑讨论与城防技术。后期墨家对名称、推理、几何和观察问题进行分析，说明思想活动可以与技术知识同时发展。秦汉以后，墨家不再保持战国时的组织和影响，但文本继续传抄。近代学者重新整理《墨子》，其中的逻辑与科学材料受到关注。墨家留下的历史，是一群知识人怎样围绕社会利益提出共同主张，并把辩论、纪律和防御劳动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