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消息引发抗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取消德国原有的山东权益。会议安排却将这些权益转给日本，消息激起国内学生和社会团体的不满。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集会，反对外交结果并要求惩办相关官员。示威中发生冲突和逮捕，随后各地学生组织声援。外交争议通过报刊传播，与此前关于国家、教育及公民责任的讨论汇合，城市青年开始采用更广泛的集体行动。
学生、商人和工人扩大行动
抗议从北京扩展到上海等城市，学生开展宣传，商人组织停市，工人参加罢工，抵制日货也成为行动方式。各群体的利益和参与程度不同，联合动员却使政府承受更大压力。遭拘押学生获释，有关官员被免职，中国代表最终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组织活动需要印刷、募款和信息传递，学生社团与劳工网络逐渐积累经验。街头行动使外交议题进入工厂、商铺和市民的日常安排。
新的社团和政治道路形成
运动之后，青年社团、报刊和教育活动继续增加，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得到更广传播。部分参与者加入共产党、国民党或其他团体，工人组织也逐渐进入全国政治。五四与新文化相互关联，文学和家庭讨论在政治动员中继续发展，女性亦参与演讲和公共活动。城市社会留下了集会、罢工与舆论施压的组织经验，后来的运动采用这些方式。不同参与者对救国方法保持分歧，并在各自道路上继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