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病害进入农户
下述日期均为公历。1845年秋，爱尔兰马铃薯作物发生病害。John O’Rourke汇集当时报刊与调查，在其历史著作中将病害被注意到的时间记为约9月中旬；随后科克等地不断传出作物腐败的报告。他转引了政府派出的调查者11月15日呈给首相Robert Peel的报告，其中估计一半作物已毁或不宜食用。这是当时的损失估计。留种与吃饭还在争夺剩余的健康薯块：他还转录了政府11月25日的指示，警告若不能保存足够种薯，下一年的灾情可能更重。
参考：[1]
1847年：从工资救济转向供食
1846年，政府通过道路等公共工程发放工资，让灾民购买食物。到1847年1月25日，首相John Russell在下院提出更换救济方式。他宣读工程负责人Jones上校的来信：许多劳动者体力衰竭，已经不能完成足够工作以赚取通常的日工资。Russell建议地方委员会以捐款、地方税和政府拨款购买食物，开设施粥所，发放口粮，不再把劳动作为领食的必备条件，让人们可以回到自己的田地或受雇农场。这场辩论记录的是转向供食的提案，不能当作各地当日已落实的证明。
1847年7月，公营施粥所已经供食；同年秋季，救济负担转向济贫院制度。
粮船抵港与家庭买粮
贸易仍在运作。Charles E. Trevelyan在1848年的政策辩护中记述，政府在1846—1847年限制直接购粮干预，优先让私人商人供应市场；西部粮库只是补充。1847年春，科克商人的来信报告玉米船接连抵港，价格开始回落。商人可以当地出售，也可以转口。可是Trevelyan自己也承认，粮价高时，公共工程的工资不足以养活家庭。粮食抵港、磨粉、转运和灾民获得口粮，是几道不同的环节；这位政策参与者对贸易成效的称赞，应与他记下的购买力困境一并阅读。
参考：[3]
救济走进都柏林住户
亲历救济的Asenath Nicholson留下了家庭层面的记录。她记述，公谊会中央救济委员会于1846年11月成立，其他城镇的委员会随后协作。在都柏林Cook Street，她按家庭人数分配食物，先亲自做饭，再让受助者自行烹煮，同时提供泥炭燃料、按周付租，避免他们被赶上街头。她曾见到一家人为付房租而典当衣物，屋内缺少食物、燃料与家具。她把有限的钱集中到较少住户，希望维持他们到更有效援助到来。这样的亲历片段说明了救济如何进入住户，却不是全岛家庭状况的抽样统计。
参考：[4]
家庭离散与长距离迁移
经济史学者Cormac Ó Gráda指出，死亡在1846年秋第二次病害后上升；一些地方的饥荒延续到1850年以后。1848年5月，Mayo的Aghadrinagh被驱逐者多迁入附近Castlebar，另有人前往英格兰或美洲。最穷、最虚弱的人往往到不了北美。幸存移民建立的联系鼓励后续人口离开，使迁移延续到紧急灾情之后。
参考：[5]
1851年普查留下的地方断面
1852年刊行的1851年人口普查Mayo县报告，将1841年和1851年的人口、住房并列比较。Achill教区人口从6,392人降至4,950人，有人居住的房屋从1,158所减至925所。同页Doogort镇地的人口却从319人增至451人，显示同一教区内部也有不同变化。这十年还包括灾荒前数年。人口差额本身不能拆成死亡数或迁出数，房屋减少也不能自动算作被驱逐的家庭数。这些是地方记录。
参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