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之后提出的教育方案
巴黎政治学院的早期历史，应从其前身自由政治学校（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说起。1871年2月25日，埃米尔·布特米致信美术学校图书馆员埃内斯特·维内，把法国战败与高等教育改革联系起来。他认为，培养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的专业教育已经存在，却缺少使有教养的公民理解当代政治、判断公共问题的系统训练。
这封信与维内的答复，随后以《创建自由高等教育学院的若干想法》出版。布特米主张靠私人联合进行教育实验，而不是只向部长递交一份方案。他的目标包含重建社会上层的知识能力和公共影响，并不等同于向所有社会阶层提供同样机会的普及教育。
1872年在租用房间中开课
1872年学校印行的说明册，把临时校址列为巴黎修道院街17号，即工业促进协会所在建筑，并说明这一年例外地在1月开课，以后拟于11月开学。1887年刊出的沃辛顿通信把首次开课日记为1872年1月10日。此前的1871年倡议与1872年开始授课，是相关而不同的阶段。
开端的规模有限。达马姆的档案研究指出，学校按小时租用一间教室，登记听众八十九人，出勤并不稳定。学校说明册列出六项拟于当年开设的课程，而研究对最初实际授课的概括为五门；计划表与某一时点的实施情况不能机械视为完全相同。索雷尔的外交史、勒鲁瓦－博利厄的财政史等课程，构成最早教学的核心。
私人筹款与听课收费
办学资金并非一开始就充裕。沃辛顿回顾创办过程时说，最初认购的股份不足五十份，能够动用的资源包括布特米为特定教席募得的数千法郎，以及创办委员会垫付的款项。随后认购逐步完成，学校才有条件扩大活动。他的叙述显示，独立办学同时意味着必须不断争取财力支持。
1872年临时规则规定，全年课程和专题讲座的总报名费为一百法郎，也允许按单门课程报名。进入讲堂者须先登记，学校并非完全不设条件的街头公开演讲。全修听众与选课听众可以并存，这种收费和登记方式把财政收入、听众组织和教学安排连接起来。
把同时代世界纳入比较
课程设计强调当代问题、跨国比较，以及历史和批判的方法。外交史追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国际关系；宪制史比较1776年后欧美国家的制度；财政史讨论预算、税收、债务与借款；农业、工业和商业发展史则要求解释生产、流通和财富分配的统计资料。它们共同针对具体制度和事实，而不只是训练抽象政治辞令。
教师来源也反映这种组合。说明册列有索雷尔、勒鲁瓦－博利厄、勒瓦瑟和保罗·雅内等人，其中既有历史研究者、经济论说者，也有既有学术机构的教师。原计划将十门课程分布在两年内，每年授课六至八个月，并尽快建立阅览室和图书馆，集中当代政治史文献。这里的图书馆仍是待落实的安排，不应写成开学时已经完备。
参考：[2]
从听讲走向查阅和讨论
临时规则为连续两年全修课程者设置论文答辩。论文不仅围绕本题，还须涉及其他课程的问题；评审包括全体教师和至少三位校外政治学著作者，公开答辩后可以授予证明能力的文凭。这体现了学校试图把零散听课组织为相互联系的训练，但文凭本身不等于自动获得政府职位。
后来发展出的研讨教学，更重视学习过程。1887年沃辛顿记述，师生围坐讨论预算、外交文件或统计表，比较解释并解决疑问；正式讲课中的提问，则主要留到研讨时处理。他认为这种安排能让学生接触原始资料和批判使用的方法，同时也抱怨部分讲课没有给出阅读书目。同期观察既留下方法特色，也留下实际不足。
一般教育与职业训练的调适
仅靠求知兴趣，学校很难维持稳定听众。达马姆根据布特米的报告和信件指出，1872年7月决定设置外交和行政两个方向，使课程与职业需要发生更直接的联系。银行家、企业负责人、官员等支持者的期待，也参与塑造学校的发展；学术方案不是一经提出就原样保存。
到1887年，赴巴黎学习的沃辛顿已经能把这种课程与研讨模式介绍给美国同行。他一方面赞赏教师的实际行政经验，另一方面批评某些关于美国制度的讲授失之粗疏。学校的知识交流因此具有双向检验的意味。其早期成就，在于把政治、历史、经济和行政知识组织为持续教学，而这种组织始终需要在广博教育、职业出路与可靠研究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