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本与连载各有日期
《阳光下的罪恶》(Evil Under the Sun)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小说。其英国卷本由柯林斯于1941年出版;后来的哈珀柯林斯电子版版权页仍明确注明这一初版年份。同年6月,《旁观者》已把它列入新侦探小说的评论,显示这部作品进入了当年夏季的英国阅读市场。
卷本之前,美国《科利尔周刊》已于1940年开始连载。1941年2月1日原刊第19页保留了第八期故事、前情提要与马里奥·库珀的插图署名。读者先分期接触故事,再在书本中连续阅读;1941年的卷本出版因此有别于作品最初在报刊露面。
从战前构思到战时读者
伊维·伊莎贝尔·杰弗里引述约翰·柯伦的笔记研究,将小说的写作线索追至1938年。构思已有战前背景,卷本则在战时面世。她同时指出,笔记摘录不足以确定绿色纸帽这一细节何时加入。
作品选择的舞台是英国海滨的乔利罗杰旅馆。第一章先交代岛上旧宅怎样变为带网球场、日光浴台和鸡尾酒吧的度假场所,再让旅客登场。度假让陌生人同住一处,也给每个人的到来提供了平常理由。波洛提醒同伴,在这里出现,未必需要另作解释。
闲谈先替人物贴上标签
开篇的旅客坐在露台上,谈论泳客、婚姻和衣着。曾当演员的阿莱娜·斯图尔特以马歇尔夫人的身份登场,其他人很快把她当作危险的诱惑者。白色泳衣、晒黑的皮肤和绿色纸帽成为醒目的组合,帕特里克·雷德芬对她的关注又令众人把目光投向两对夫妻。
小说由此让读者先接受一套人物印象,再逐步检验这些判断。《科利尔周刊》的连载把此前的嫌疑关系压缩在前情提要里:丈夫的不在场证明、旁人的行踪、可能的勒索与一封情书,都供新接续的读者重新进入调查。连载形式既维持悬念,也不断整理已经出现的信息。
服饰怎样制造目击证词
杰弗里的研究把绿色纸帽放回谜案中心:它遮住面部与颈部,与白泳衣、肤色组成可以模仿的特征,让旁观者以为已经认出海滩上的人。衣物于是不只是人物装饰,还参与制造证词。
小说揭晓,克里斯汀先扮成阿莱娜的“尸体”,帕特里克向旁观者宣布她已被杀。杰弗里据此讨论受害者与凶手标签的错位:调查要追问目击者看见了什么,以及他们怎样受到他人引导。
参考:[4]
1941年的赞许也有保留
约翰·费尔菲尔德在《旁观者》的《谋杀无处不在》中赞赏这部小说安排谜题的简练,也注意到波洛揭谜时庄严而讲究仪式的姿态。他用近卫军缓步操演作比,所描述的不只是答案,还有侦探向听众展示答案的节奏。
这篇评论并非全无挑剔。费尔菲尔德打趣,海滨天气好得过分,竟能持续到波洛查完案件;他还觉得一位贩毒人物的结局没有交代清楚。评论把它与同批侦探小说比较,关注布局是否公平、线索如何出现、支线是否收束,留下了当时读者衡量这类作品的具体尺度。
参考:[3]
结尾仍可成为阅读问题
苏迪普托·桑亚尔在2013年的研究中,关注波洛揭谜时先提出一种说法、再转向另一组嫌疑人的过程。他认为,最后对凶手的刺激及其失控反应,使结案不只是冷静推理的展示,也带有现场表演和心理较量。
这一读法与杰弗里对服饰的讨论相互补充:前者追问答案怎样被当众确立,后者追问身份怎样被看出来。《阳光下的罪恶》的阅读生命因而不只在于保守凶手姓名的秘密;即使知道结局,读者仍能回看闲谈、身体与物件如何参与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