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文研究所到山上观测基地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南京成立,高鲁任首任所长,把建设天体物理观测基地列为主要目标。高鲁出国担任外交职务前推荐余青松接任;1929年,余青松出任所长,主持紫金山天文台的筹建。这里的1928年指研究所创设,山上台站则在1934年9月建成。

新台把恒星物理、太阳物理、变星和位置天文安排在不同的观测室中。到1935年,余青松报告主要仪器已经安装,附属工程逐渐完工,工作重心开始从采购和营建转向观测。研究所与紫金山台站,在这一时期是组织和观测基地之间的关系。

参考:[4] [1]

选址与仪器基座

研究所起初借南京鼓楼办公。市中心的车马声和灯光妨碍观测,因而先后比较紫金山主峰、北极阁、清凉山及天堡城遗址下方,最后选择紫金山第三峰附近、海拔约267米的台址。建设先要解决山路运输;从太平门龙脖子通往台站的道路,因岩石开凿困难,历时两年才完成。

天文台建筑必须让屋顶随观测方向开合,又要把仪器基座与楼板隔离,避免人员走动传入震动。子午仪只观测南北方向,屋顶沿铁轨移开;赤道仪和变星仪则使用可转动圆顶。大赤道仪圆顶直径8米,以电机驱动;较小的圆顶可以手动。办公室、暗室、机械间和宿舍共同支撑山上的日常工作。

参考:[1]

分工、仪器与研究准备

1935年的报告列出所长兼研究员1人、研究员3人、助理员4人、事务员1人,另有通信研究员5人。新购仪器费用约23万元,建筑费用另约19万元。主要设备包括600毫米反射赤道仪及石英棱镜分光摄影器、200毫米目视与150毫米摄影组合赤道仪、135毫米子午仪、100毫米罗氏变星摄影镜和海尔式太阳分光仪。丁文江同年在《自然》的报告也记录了这些主要设备。

仪器配置对应不同任务。余青松准备继续恒星紫外光谱光度研究,先从B型、A型恒星着手;高平子主管小赤道仪室,陈遵妫主管变星仪室,李铭忠负责子午仪相关工作。子午仪正式研究前,李铭忠先检查天文钟、记时仪和无线电授时信号。研究计划与已经完成的测量,在报告中仍有清楚区别。

参考:[1] [3]

把日常记录送入合作网络

高平子与助理员李鉴澄、李光荫观测太阳黑子、光斑、氢谱斑、爆发和日珥。由于这些现象变化迅速,分布在不同经度的12所天文台分配观测时段,以减少时间空缺。紫金山安排每日4次、每次30分钟,结果集中到巴黎墨屯天文台。

陈遵妫负责短周期变星的摄影与光度研究,合作汇总地点设在哈佛大学天文台。记录工作还包括历书推算、报时校钟和成果出版;高平子的《南京鼓楼经纬度报告》已收入研究所集刊。所内图书、星表、照片和计时记录,使观测能够进入后续计算与跨台比较。

参考:[1] [4]

1936年北海道日食的实际流程

1936年6月19日日全食,余青松、陈遵妫等赴日本北海道枝幸观测,也为1941年中国境内日食积累经验。准备时间紧迫,小队改装所内已有器材:把蔡司摄影镜配上移动片匣,利用留声机马达驱动片匣,在镜身固定时补偿太阳像的移动。余青松与李铭忠督促所内木匠、机匠制作配件。

小队与京都花山天文台队共用学校场地,并得到暗室和无线电授时支持。观测前用北极星调焦、接收时号校钟,反复演练摄影和口报秒数的分工。实际拍下的普通日冕照片中,5秒曝光的一张最好;10秒片因传动不灵而模糊,紫外片受云影响失败,红外片未及拍摄。原定日冕光度测量没有达成,报告仍保存曝光计划、钟差、接触时刻和失败原因。

参考:[2]

战争中的迁移与名称变化

1937年战事扩大后,研究所撤离南京,把较轻的镜片、太阳分光仪和变星观测设备等运往昆明。1939年在昆明建立的凤凰山天文台,是另一个观测地点;研究所于1946年返回南京。1950年,原天文研究所改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由张钰哲任台长。因此,1928年的机构起点、1934年的南京台站建成以及后来的迁移、改组,分别属于不同阶段。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