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招生、农学与大学化办学

南京大学的早期办学史，与三江、两江师范学堂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演变相连。1915年的节点，指向在南京开办高等师范教育的阶段；当时使用的校名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能直接理解为以今日校名创设大学。学校首先面对的是培养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教师的需要。

江谦任首任校长，聘请留美归来的郭秉文担任教务主任，郭秉文还兼管图书和仪器。两人的经历代表了不同的教育资源：江谦长期浸润于传统书院学问，郭秉文则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学训练。课程、师资与教学设备的安排，由此成为办学之初必须同时处理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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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的学校简章把培养师范学校和中学校职教员列为宗旨。8月招生时，计划招收国文、理化两部预科各一班，以及国文专修班一班，每班四十人。这是招生计划，不能直接当作实际报到人数。早期学校的建设，是从有限的班级和学科组合逐步展开的。

罗青意对民初招生制度的研究指出，南京高师除笔试外，还考查品性与体格；考生入学须提交保证书和十元保证金，毕业后返还。后来的招生又发展出口试程序，由考生抽题、准备和演说，委员评定成绩。国文、外语、数学、史地及理化等中学知识构成考试的重要内容，学校既要求学科基础，也试图判断未来教师的表达能力。

参考：[2]

江谦以“诚”为校训。翟奎凤所引1915年8月开办状况报告，将这个字解释为教育信念与实际行动的结合：相信教育能够救国，还必须把教育真正办起来。这种训育要求延续了传统修身观念，又与新式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使命联系在一起。

江谦与张謇的师生关系，也是办学文化的一条线索。张謇重视实业与教育，江谦则把诚实自励和实践责任带入学校。留美人才和新式课程的引入，并未使传统道德语言立即退出校园；在这段历史中，学科制度的更新与儒家价值的重新解释是并行发生的。

参考：[1]

学校虽属国立，拨款却并不充足。耿瑄据早期材料指出，开办经费原定十万元，实际只拨五万元。筹办与扩充因此不只是教育方案问题，还取决于政府承诺能否兑现。随着学科增加，教员、设备和实验场地的需求不断上升。

1921年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与南京高师一度共用校园、教职员和经费，至1923年南京高师并入东南大学。改建大学与原校结束办学是连续而不同的阶段。财政压力也促使校方争取地方政府和实业界支持，使办学事务同区域社会发生更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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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邹秉文应郭秉文邀请，主持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他希望借鉴康奈尔大学，将教学、研究和农业推广结合起来。郭秉文与邹秉文是不同人物，前者负责学校整体建设，后者着力于农学组织。

农科的成长依靠留学归国科学家，也依靠地方生产需求。耿瑄的研究强调，实业资助与研究方向相互影响：棉花、稻麦改良等工作连接了课堂、试验与推广。学校由培养教师走向更广泛的专业教育，知识的用途也延伸到农业和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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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发展显示了办学条件的具体变化。丁冬、张长秀的研究记载，1915年图书室只有五间房，图书与仪器归在同一部门；1919年图书部独立建制。随着课程扩展，原有空间难以同时满足藏书和读者需要，增建馆舍遂成为大学建设的重要项目。

1921年，郭秉文聘请洪范五主持图书事务，并推动新馆筹建。经筹资，孟芳图书馆于1923年春落成。同年开办的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把课堂授课与馆内实习结合起来。图书馆由收藏书籍的房间，逐渐成为支持课程、训练专业人员和接待社会读者的机构。

这一过程也表明，大学的形成不仅在于改换校名或扩大招生。教师、课程、藏书、实验和社会资源须逐步配合，才能支持持续的教学与研究。南京高师阶段所积累的人员和制度，正是随后大学化办学的重要基础。

参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