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本晚年的写作环境
《五轮书》把长期练习所得整理成可以传授的兵法文字。胜俣好充2019年的文本研究引录开篇:武藏在宽永二十年十月上旬来到九州肥后岩户山,面对佛前,打算把多年锻炼所得写入书中。宽永二十年对应1643年;其中十月仍是日本当时的旧历月份,不宜不经换算就写成公历十月。
武藏这一阶段并非完全脱离人际与藩政环境。熊本大学2022年公布的细川家、松井家新材料显示,武藏在1640年受细川忠利邀请后,同武士、儒者、茶人等有交往。忠利去世后,新藩主细川光尚在宽永二十年九月的信中关切他的身体,并期待来春见面。这些材料补充了写作前夕的处境。
五卷如何分配论述
作品以地、水、火、风、空五卷传承。地卷说明整体兵法观及学习次序;水卷着重身体、目光、步法与剑术练习,火卷转向战斗中的判断与行动。鱼住孝至分析它同较早兵法文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水卷的技法论和火卷的战术论经过重新组织,一人的交手与较大规模的合战在书中相互参照。
风卷通过讨论其他流派的做法辨明本流的立场,空卷则成为五卷结构的收束。书中的兵法不是只有招式名称,也包含怎样观察、训练和判断的论述。对这些文字的解释须顾及所在卷和相邻条目;将其中一句独立抽出,容易失去它原来针对的练习或战斗问题。
前作不能替代《五轮书》的年代
《五方之太刀道》是另一份与武藏有关的兵法文字。鱼住依据传授记录、文体和内容,认为它与《五轮书》不能视作同一文本;他将其推定在1642年九月以后、1643年十月以前形成。这个范围属于对前作的考证,不能直接移给《五轮书》作为起笔或出版日期。
两种文字也有表达方式的区别。鱼住指出,前作运用汉文与古语,《五轮书》开篇却声明不借佛儒古语和旧军记来展开论述,而从作者自身练习与体会说起。鱼住把这种转变理解为武藏重新组织论述的一步;它属于研究者对文本发展的解释,仍须同传本上实际留下的日期区分。
参考:[2]
草稿交托与两地传本
武藏自笔原稿已不存,今日读者面对的是抄本及据之校订的文本。胜俣根据九州大学藏《二天一流兵法书》的传承记载,述及正保二年(1645)旧历五月十二日,武藏把五卷草稿托付寺尾孙之丞;1653年又有授予柴任三左卫门写本的记录。这里的交托与传授,并不等于当时已经公开刊印。
福冈与肥后流传的抄本有不同来历。九州大学本的传承线索较明确;许多现代公刊本所依据的细川家本,则有脱落、误写及再次转抄的疑问。胜俣还讨论了其他抄本的书写年代争议。这些差异使“原本”一词需要谨慎:近代书名或收藏者旧称,不能自动证明载体出自武藏亲笔。
参考:[1]
印行以后仍在校订的作品
近现代出版使原来通过师承与抄写流传的文字成为较易取得的读物,但出版并未消除版本问题。胜俣梳理的版本包括1985年以细川家本为底本的岩波文库本、2004年以九州大学本为底本的校订译本,以及2005年综合多种抄本的《定本五轮书》。不同版本把不同的传本判断带到读者面前。
胜俣所举“火卷”字词异文,也显示一个抄写字形可能改变整段解释。读《五轮书》既要读兵法论述,也要知道文本经过哪些人的抄录、授予与校订。从1643年起笔记载到1645年草稿交托,再到后来的抄本和印本,作品形成了一条持续变化的阅读与传承链。
参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