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产院到红十字会新院
在阿尔隆路新院启用以前，卢森堡国家经营的产院设在普法芬塔尔。新大楼由红十字会兴建，国家随之退出产院经营，却保留助产学校，并将学校一同迁入新址。这一安排使办院与办学的责任有所分工，而产妇照护和人员培养仍集中在同一地点。
大公府的馆藏说明把建院倡议归于卢森堡红十字会及其副主席阿莉娜·迈里施－德·圣于贝尔（Aline Mayrisch-de Saint-Hubert）。医院采用夏洛特的名字，也使这项母婴卫生事业与大公家族的公共活动发生联系。
分娩服务与揭幕典礼
亨利·施陶特在1989年的院史文章中记载，新院的首例分娩发生于1936年3月4日。这一日期说明接产工作已经开始，记录的是临床服务，而非典礼。
揭幕则可由大公府收藏的纪念钥匙核定。钥匙铭文提到夏洛特产院的揭幕，并刻有1936年3月10日；馆藏说明记载，红十字会为纪念开院而赠送这把钥匙，大公夫妇出席了仪式。铭文所记的是一次公共仪式，显示红十字会如何通过纪念物，把新院的建置与命名保留下来。
把医疗和教学放入建筑
1938年《今日建筑》刊载的专题将奥托·巴特宁列为建筑师，并说明新院分为产科、附诊疗所的育婴部门、诊疗部门和助产学校。全院拥有超过150间房室，其中安排70张产妇病床，另为15名助产学生预留住宿位置。平面图还标出教室、助产士和学生用房，把培养专业人员落实为具体空间。
设计也顾及住院生活的安静。产房采用多层墙壁和双门，以减少噪声传递；钢结构则预留了日后增建楼层的可能。地下室配置洗衣、消毒和供暖设备，让病房的日常运作得到后勤支持。病室则分单人与多人两类；同一座医院中，照护环境也存在等级差别。
参考：[3]
产院之外的母婴保健
这所医院还属于红十字会更广的儿童保健事业。1961年，卫生部长埃米尔·科林在雷当日育婴院的揭幕演说中，把1936年新产院的揭幕与全国婴儿咨询网络并列回顾。护士在咨询工作中观察婴儿身体发育和饮食，关注家庭环境，也协助学校医生开展工作。
这份演说显示，当时公共卫生部门已把医院治疗、家庭照护和持续观察视为彼此关联的事务。科林在谈及婴儿死亡率下降时，同时列举生活条件改善、卫生知识传播以及预防和治疗医学的进步。因此，产院的历史贡献应放在这一共同作用的体系中理解，而不宜把全国健康指标的变化全部归功于单一医院。演说还回顾了迈里施推动1928年家庭安置中心的工作，说明红十字会对儿童的保护跨越了住院服务与家庭生活，产院只是其中一环。
参考：[2]
国家接手与专科扩充
1945年，国家从红十字会购入医院。随后的扩充既涉及房舍，也涉及专业分工：1962年启动增建楼层，1967年开设妇科服务，1968年启用新妇科手术设施。这些连续的调整，使早期以分娩和助产训练为显著特征的机构，逐渐扩展其妇女医疗服务。
参考：[1]
新院舍中的延续
2015年6月30日，新夏洛特妇产医院举行揭幕仪式。卫生部长莉迪娅·穆奇在当日演说中，说明它与卢森堡医院中心的其他设施相互连接：通往儿童医院的连廊，使产科能与新生儿及儿科专门服务衔接。不同专业的团队共同讨论复杂妊娠个案，成为这一阶段的组织特点。
教学仍是其中一项任务。穆奇指出，医院接纳正在接受专科训练的医生，会议用房与图书馆帮助把培训嵌入日常临床工作。她在演说结尾祝愿随后的搬迁和投入运行顺利，说明这次揭幕也不能直接当作全部服务迁入的日期。
演说还解释，较高比例的单人病房与全国性产院接纳复杂的医疗、社会和情感处境有关，需要为家属沟通和育儿教育留出条件。建筑空间在这里再次与照护方式相联系。
从早期助产学校到新院的临床教学，知识传授始终是理解这所妇产医院的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