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学术机构到大学
今天的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创办时名为“法兰克福皇家大学”。市长弗兰茨·阿迪克斯与企业家威廉·默顿推动计划，依托社会与商业科学学院，以及市内已有的医学和自然科学机构筹办。1912年9月28日，各捐资方签订大学创设合同，市政府、公益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学术社团因此承担明确义务。
这不是只靠建造校舍完成的事业。路德维希·海尔布伦1915年出版的创办史，保存了谈判、财务表及章程；他本人参与市政活动，并在序言承认叙述带有当事人的立场。阅读这部早期文献，既可追索具体制度，也须区分所录文件与作者对创办者的赞扬。
基金如何支撑办学
海尔布伦所录财政汇总，将已安排的基金和资本列为14,594,266马克，按经常支出、安全基金、储备金、建设等用途分项。其中200万马克用于安全基金，50万马克用于特定新增需要的储备，225万马克用于一次性建设。这个数字是不同用途资本的合计，不能当作年度预算。
建设安排具体到尤格尔楼扩建、医科讲堂、解剖设施和图书馆。城市与其他机构还分别承担部分建设费用；市立医院的临床运行开支也不包含在通常列示的大学经费内。筹建采取现金、资产使用和持续供养义务相结合的办法，使已经服务城市的机构进入高等教育体系，而不必全部变成大学自有财产。
参考：[1]
国家批准与地方参与
1914年6月10日，威廉二世发布设立大学的命令；正式章程日期为8月1日。章程第3条把大学规定为国家机构，同时给予法人团体的权利，第7条明确部长监督。市民捐资由此获得正式大学的法律地位，却没有取消普鲁士国家的管理权限。
财政治理另有“大议事会”和董事会。章程列出市长、市议会、公益机构、商会及主要基金和学会的代表，大议事会负责预算、决算和地产事务。第6条则明确，教授及研究机构职位的任用不得以宗教或教派身份作为排斥理由。资金参与、学术组织和国家监督，是同一套创办制度中的不同部分。
课程目录、登记与开课
开学准备已有公开传播。1914年7月22日《陶努斯报》报道，首个冬季学期临时课程目录已经出版，可向约旦街17号的大学秘书处免费索取邮寄本。对于准备入学者，学校首先表现为一套可以查阅和选择的课程，而非只有尚待举行的庆典。
战争爆发后，原拟10月18日的大型典礼改为简朴安排。海尔布伦记载，校长理查德·瓦克斯穆特于26日主持开学，27日开始首学期。章程规定学生先正式注册，领取入学证、身份证明和选课簿，再到所属学院登记；这一程序使大学身份与具体学院学习相衔接。部分教师已经应征服役，教学因此从开始就受战争制约。
五学院与专业知识的流动
章程列出法学、医学、哲学、自然科学、经济与社会科学五学院。第2条要求大学继续承担原有商业高等教育与科学进修的职能；第73条又为商人、工商从业者、行政人员、法官和律师等提供进修空间。学生培养与城市职业需求，在法定任务中已经连在一起。
贝恩哈德·迪斯特尔坎普的法学院研究展示了这种联系如何落实：学校不仅聘用专任教授，还以授课委托和名誉教授制度吸纳当地专业人士，包括商会法律顾问汉斯·特鲁姆普勒和专利律师理查德·维尔特。课程也涉及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和商业法律事务。这些安排把城市实践经验带入课堂，同时推动法学课程超出传统基本门类。
研究资源与制度的边界
文献资源同样来自城市积累。海尔布伦记述，市立、森肯贝格和罗斯柴尔德等图书馆分别具有综合、自然科学医学及语言文学收藏，并已有联合目录工作。章程要求各研究机构支持相关单位的需要，还允许设置专门研究机构，或减轻研究人员的教学、考试及行政负担，为研究保留时间。
历史学者贾森·伦贝格将这套制度放回国家、产业和学术的关系中考察：私人捐助扩大了办学资源，也使经济利益进入治理。战后基金资产的大量损失迫使学校重组财政，1933年以后又发生排斥和迫害。创办时期的安排提供了发展条件，却不能自动保证长期的财政稳定和学术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