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震旦分出，到吴淞开学
1905年，马相伯与部分师生离开震旦学院，在上海另办复旦公学。张仲民依据报刊、书信等材料考证，这次创办牵涉学校内部权力和教学管理的分歧。它延续了原有师生的办学活动，也需要重新筹措校舍和资金。
马相伯邀严复等二十八位人士担任校董，借助他们的声望与社会联系募捐。严复参与拟定管理办法和课程，并与马相伯共同主持招生考试。1905年9月14日下午，复旦公学举行开学典礼，严复以校董身份参加演说。创办、筹款、招生与正式开学，是同一建校过程中的不同步骤，不能只用一个校名出现的时间包办。
参考：[1]
借用旧衙署与分层收费
马相伯在1935年的访谈中回忆，初办复旦时经费窘迫，师生选中了吴淞镇台旧衙署。他向两江总督周馥请求拨借房屋及资助，得到同意。他解释选址时既考虑离开闹市，也看重临近海边的开阔环境。校舍的取得依赖地方官员支持，办学倡议则来自马相伯及师生。
1905年八月的招生广告把借屋与住宿安排讲得很具体：吴淞提辕暂供开学使用，校内只能容纳八十名寄宿生，因此另租校外宿舍。校内寄宿、校外寄宿、自行租屋而在校午膳，分为三等收费。相应年费为一百二十元、一百元和六十元，按上下学期缴纳；广告还列明操衣等费用的包含范围。这种安排把有限校舍、学生生活和学校收入联系在一起。
一份招生广告里的办学方案
同一广告暂定学额一百六十人，其中已报名的震旦旧生一百二十人，余额补招新生。这既保存原有教学共同体，也向新生开放；广告同时强调刻苦自励，并没有把来学者全都视为已经完成相同教育阶段的人。
新生考试安排在上海张园对面的爱文牛路事务所，由严复和马相伯主持。上午考汉文，已经学习西文的人下午加考。两种考试的并置，显示学校希望学生以中文修养为基础，又有进入外语学习的能力。录取结果计划登报通知，招考与赴吴淞上课分别安排。
广告提出四年预科和两年专科，预科分别面向实业、政法专门学习，并与升入大学相联系。这是招生时公布的学程方案，不宜直接等同于今日的大学本科。广告中的预计开校日期也只是筹办安排；正式典礼在九月举行，建校材料中的不同日期应按其对应的行为理解。
从课堂延伸到体操场
1905年《复旦公学章程》的体操场规则，把身体训练纳入每天的学习生活。第一次铃声要求学生准备更衣和器具，第二次入场；队长由体操教员指定，教员记录分数，不准无故缺操。因病请假需要凭证，突发疾病则由舍长核实报告。
规则还要求保持器具整洁、操衣鞋帽整齐，操练时遵守队伍秩序。对于运动游戏，条文要求逐渐练习，并允许另设体育研究部，但相关规则仍须校长议定。这里出现的是制度允许的组织方式，不能据此断言研究部已经成立。
侯佳对早期章程的比较指出，复旦的规定覆盖考试、请假、自修、课堂、宿舍与膳厅等事项。学术训练与共同生活因此受到同一套书面规则约束，而非只由教师临时要求。
师生问学与制度的延续
马相伯回忆自己在复旦时，学生常在课余前来问难，遇到困难也向他求助。这种师生接触，是初期研习活动的重要形式。辛亥革命时期校舍被军队占用，学校经历迁避；马相伯后来申请借用上海李鸿章祠堂，并承诺保存其中的碑记、塑像和牌位。迁址并非另一次创办，而是维持办学的现实安排。
后来章程继续扩充学校活动的范围。侯佳对1920年《复旦大学章程》的分析，列出藏书、演说、杂志、音乐、演剧和英语辩论等项目，并指出学校自治已有专章：各班、各宿舍推选负责人，学生评议员参与讨论生活事务。
从初期借屋授课，到以章程组织课堂和公共生活，复旦的发展包含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一是筹款、住宿、迁移等物质条件的维持，二是培养学生研习与共同治理能力的制度探索。1905年是公学的起点，随后以大学名义修订制度，属于继续发展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