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理想必须面对经费与空间
讨论者并不都想要同一种大学。古典修养、官员培养和实用学科之间，各有不同侧重。1812年的计划提出八个学院与实用训练部门，实际形成的却是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院。战争和紧张的财政限制了计划规模，不能把筹建方案中的每个单位都当作已经开办。
校址曾考虑孔斯贝格，1812年改定克里斯蒂安尼亚，即今奥斯陆；这座城市的医院有利于医学教学。经费支持也不只有现金：腓特烈六世以私人资金为大学购得特延庄园。土地、校舍、书籍与教师薪酬属于不同资源，须分别考察，不能仅凭某项捐助就推断学校已经具备完整的教学条件。
聘任名单不等于到岗教师
法学院的早期经历尤其曲折。奥贝尔1870年的院史依据任命和课程资料记载，原拟三名法学教师，正常运转却直到1816年才实现。1813年获聘的尼古拉斯·法尔克因战争等因素留在基尔，从未到挪威履职；1814年另聘教师，也未形成稳定队伍。纸面任命与持续授课之间存在明显距离。
1815年2月9日，约纳斯·安东·耶尔姆受命临时教授法学，每周授课六至九小时，并主持考试；文书规定年薪一千Rbd. S.V.，这是薪酬约定，不能据此证明款项已经实际发放。他后来讲一般法学、挪威物权法及其与罗马法的比较，并组织练习。1816年3月23日，洛伦茨·兰格和亨里克·尼古拉·斯滕布赫分别获任教授和讲师，才有了两名固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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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书籍支撑起最初课堂
神学教师斯文·赫斯莱布同样受困于战争交通。埃尔斯塔德的论文引述其书信：首学期手边只有七本书，个人讲稿和资料还留在哥本哈根。1813年11月，他报告讲授《阿摩司书》《士师记》、希伯来语入门和神学概论，有十名学生听课，其中两门课另有三名已获资格者旁听。这些是特定课堂人数，不是全校招生统计。
1815年4月底，三名考生在主教座堂学校的大礼堂参加首场神学任职资格考试。主教贝克主持开端，赫斯莱布等教师参与考问。早期教学依托既有房舍和少数教师，由课程、语言训练和考试逐步落实；即使学校获得了大学名称，这些日常组织仍需一项项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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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运书之后还有整理工作
图书供应显示政治边界与学术联系并不完全重合。蒙特的图书馆史记载，战争封锁使来自哥本哈根的藏书延迟启运；1814年两地政治分离后，丹麦方面仍履行交付承诺。1815年6月底，两艘船运来299箱书，先存放在阿克斯胡斯借用的库房。
兼管图书馆的古典学教授格奥尔格·斯韦尔德鲁普还须采购、登记和安置图书。1814年已由学生助手参与工作，图书馆一度与教授住所及课堂同处租屋。大量赠书包含重复、旧书或不适合当下课程的材料；取得书箱并不等于学生马上能够找到需要的知识，编目、排架和有针对性的购买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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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规则把临时安排逐步固定
大学最初采用1812年筹建规定，并沿用哥本哈根大学1788年章程的一部分，直到1824年7月28日制定本校组织法。奥贝尔在院史开篇明确区分了这些阶段。新国家中的大学制度，既利用熟悉的旧规则，也在教师聘任、专业资格和本地管理中逐步调整。
知识资源也并非完全封闭于校园。蒙特所录1815年借书规则已允许校外人士使用馆藏，1824年制度仍把师生需要置于首位，同时容许条件适当的外部读者。从临时教师、借用课室到图书整理和成文规则，早期办学的作用主要通过这些可持续的组织方式实现，而不只是皇家决议赋予的名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