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齐丁天文台：筹建、仪器与早期观测

塔齐丁·穆罕默德·伊本·马鲁夫于1570年来到伊斯坦布尔，翌年接任宫廷首席天文学家。他认为沿用的乌鲁伯星表与实际观测存在出入，遂通过苏丹的老师霍贾·萨德丁提出建立观测设施、修正星表的请求。穆拉德三世批准这项计划，由国家承担费用，塔齐丁负责实施。

新台位于托普哈内上方的丘地，准确位置仍有不同记载。此前在加拉塔塔楼进行的观测，应与新建天文台区分。

参考：[1] [2]

建台、增建房间与开展观测是交叠进行的工作。宫廷诗人阿拉丁·曼苏尔在《沙欣沙赫纳玛》中描写天文台，记述塔齐丁于回历985年开展充分准备下的集中观测。萨伊勒校订和翻译该诗，将这一年对应到1577年3月至1578年3月；这一证据说明观测已经展开，筹建敕令的确切日期则仍待考。

诗中既有对苏丹的颂赞，也有具体的仪器和测量描写。研究这所短命机构，因而可以将宫廷诗史与塔齐丁留下的技术著述对读，从建造中的设施、实际观测和计算成果分别考察其工作。

参考：[3] [4]

塔齐丁《Sidret ül-Münteha》的仪器篇经特凯利校订并译出，描述了新台实际制作的测量装置。其中，子午面上的象限仪配有照准尺，可用于测定天体赤纬和当地纬度；方位高度仪则把水平圆环与可转动的半圆环结合，分别读取方位和高度。

这套工作并不止于制造大型仪器。作者讨论了圆环因自重偏移造成的误差，并说明应检查木制部件的季节变化。在计时方面，他以太阳再次经过子午线的时刻检验时钟，把累计差额用于修正观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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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需要仪器，也需要可以参照的书籍。米罗奥卢刊布的一份命令，要求伊斯坦布尔法官查找已故卢特富拉留下的天文、几何书籍，无论存于何人之手，都要交给正在从事观测的塔齐丁。它把图书的收集与具体的观测服务联系起来。

材料供应同样影响工作。1579年的命令记载，当地潮湿空气使一些木制仪器和尺具迅速损坏，妨碍持续观测，于是要求埃及方面供应适用木材并尽快运来。增建房间的另一份命令则要求火炮长锡南阿迦组织修建土坯房，并报告数量与筹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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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的工作也借助同人的消息。萨伊勒检视《Sidret ül-Münteha》时指出，其中记有至日、分点、太阳位置和确定伊斯坦布尔纬度的观测，也利用了塔齐丁早年在埃及所得的资料。

一次食象因云层遮蔽而无法在当地观测，塔齐丁便从开罗同人以及塞萨洛尼基的达乌德·里亚齐取得消息。不同地点的报告进入同一计算和比较工作，补充了单一台址受天气限制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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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尔比较塔齐丁的几部星表，指出天文台成果并不限于太阳和月亮。《Teshilu Zici’l-Aşariyyi’ş-Şehinşahiyye》含有行星运动表，并将角度的较小单位用十进小数表达，以简化计算。在他所检视的抄本中，金星与水星的纬度表仍然留空，说明表格计划与完成程度应分别考察。

德米尔还指出，1584年完成的《Ceridetü’d-Dürer》不能整部视为天文台仍在运作的证据，其中的后期工作须与该台早期观测分开。

参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