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分散的研究支持汇成制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文名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简称CNRS,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关科研组织的改革。物理学家让·佩兰认为,研究需要稳定经费和专职人员,不能只依赖大学教师在授课之外寻找时间。1927年在巴黎建立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集中起来,成为他设想全国性制度的重要经验。
1930年代,政府陆续建立科学基金和研究咨询机构。1935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基金已经使用CNRS这组缩写,但它是拨款机构,还不是1939年的“中心”。1936年人民阵线执政后,教育部长让·泽伊与先后负责科研事务的伊雷娜·约里奥-居里、佩兰推动增加经费、支持实验室并建立专门行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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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创设与双重任务
1939年10月19日,法国通过组织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法令,24日在政府公报刊出。此时法国已经对德国宣战。合并、简化既有科研机构的计划由来已久,战争又使协调和动员成为紧迫要求。泽伊此前已离职参军,法令由继任教育部长伊冯·德尔博参与署名。
中心承接原有基金以及应用科学研究中心的工作,把支持自由探索与组织定向研究放进同一框架。法令所列任务包括资助研究者、聘用技术助手、购买仪器、帮助创办或扩建实验室,以及联络政府部门和企业。考古、科学考察、赴国内外实验室工作、学术会议和出版也在资助范围内,因此创设宗旨并不局限于武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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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经费和双负责人安排
生理学家亨利·洛吉耶主持中心总体事务及纯科学研究部分,矿物学家亨利·隆尚邦负责应用研究部分。两人可以配置科学顾问和工作人员,并接受行政委员会等机构的支持。隆尚邦还请年轻的路易·奈尔参与审查可能满足军方需要的项目。
古特勒本估计,初创机构拥有约四十个实验室和略多于一千名人员。此前的实验室、拨款和人员网络成为其基础,大学中的研究活动与中心直接支持的专门实验室并存。后者可以开展跨越传统学科边界、尚未成为大学课程的研究。
经费既支持大学研究,也用于中心组织的工作。匹卡尔所列1940年预算为应用研究五千六百万、纯研究五千二百万法郎,后者主要支付研究人员报酬。
以共同问题组织应用研究
应用研究前身机构已按问题设置专题委员会,以三个月至一年的合同支持大学实验室。1939年合并后,中心继续承担科研动员。
1939—1940年冬,德国磁性水雷威胁航运,海军向科研部门提出船舶保护需求。隆尚邦将任务交给路易·奈尔,后者研究船体磁场,并借助海军工厂的消磁站实施保护。项目连接了大学物理知识、科研管理和军港设施。
参考:[2]
文本研究所:另一种协作实践
中心也承接了人文学科的集体研究。费利克斯·格拉发起的文本研究与历史研究所,1937年先在国家科学研究基金支持下运作,1939年随原有团队并入中心。它要搜集散布于欧洲图书馆的手稿证据,研究文本如何在抄写与传播中保存或改变。
让娜·维耶亚尔负责行政、经费和任务分配,巴黎国家图书馆提供工作场所。研究者先查目录、辨认作品及首尾文字,再赴收藏地调查和拍摄。维耶亚尔1937年在维也纳的工作发现,单是一所图书馆就有五百余部古典拉丁作者手稿,原拟快速巡访各国的计划需要调整。团队优先完整拍摄较早抄本,对较晚抄本则择取重要部分,以在有限时间和摄影资源下积累可供比较的文献。
参考:[3]
1940年的断裂与制度遗产
1940年法国战败后,国防研究项目被取消,洛吉耶和隆尚邦被撤换。中心虽获保留,维希政权的排犹政策仍伤害了研究人员和实验室,创设之初关于科研自由与开放合作的理想受到严重冲击。
1939年的制度变化,是把科研资助、专职人员、技术辅助、共同设施和跨机构项目放在同一个国家组织之下。基础研究的长期需要与国家眼前的应用需求由此共处,彼此可以支持,也会发生资源和指挥权上的张力。文本调查和船舶消磁两种相距甚远的工作,显示这一组织从起步阶段就不只是一所单一学科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