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洋求学请求到南京办学
暨南大学以1906年作为校史起点,其前身暨南学堂在南京面向归国侨生办学。这一事业与清末派员考察南洋华侨教育相联系,参与者既有两江总督端方,也有在海外联络学生的钱恂。
端方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的奏片转述钱恂来电:爪哇约三十名学生希望到南京求学,可以自备旅费及日常用费,但请求官方供给食宿。端方答应照料,并拟由江宁提学使询问学生志愿,分送各学堂就读。奏片还把接收范围扩展至南洋其他地区、檀香山和旧金山侨民的子弟,显示最初计划是建立归国求学渠道。
领事、侨校与学生选送
侨生的来华并非仅靠南京一地招生。驻外领事、考察学务人员以及南洋华人学校共同承担联络和选送工作。学堂初期有补习性质,国文、经学、算术、英文等课程帮助学生衔接国内教育。
1908年,招生联系扩展到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多所侨校。各校开具名册,经过考核后送学生赴南京,形成海外学校与国内学堂之间的升学通道。接收学生同时需要安排食宿、教员和课程,端方奏片中提出的官方食宿支持因而是办学条件的重要部分,旅费与日用自备则体现学生家庭承担的费用。
章程中的中西课程组合
约1911年的《暨南学堂现行章程》保存了较具体的课程安排。高等小学阶段除修身、经学和国文外,还有英语、历史、地理、算术、科学、图画、音乐及体操。经学每周八小时,英语与算术各四小时,传统学习与新式科目在同一课表中并存。
中学课程又按学习阶段逐步展开,历史和地理的范围从中国延伸至外国,外语教学包括阅读、翻译、会话等内容。课程表还列有物理、化学及法制、理财知识。这样的安排既延续中文和经典训练,也提供继续升学及理解海外社会所需的知识;侨生不同的入学基础则由分班和分阶段课程加以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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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复校与新的教育宗旨
1911年学堂停办。黄炎培从南洋教育考察归来后推动恢复,1918年3月1日重新开课,仍在南京办学,校名改为国立暨南学校。复校把中断的侨生教育重新组织起来,也为扩充学校规模提供了契机。
《南京暨南学校规复宣言并招生启》提出恢复原校、改良办法、分设专科,并经营有利于华侨教育的各项事业。其目标不仅是让归国青年得到合适教育,还包括增进华侨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发展实业。侨生未来的工作及所在社会的需要,由此进入学校对办学宗旨的明确表述。
上海时期与南洋研究
学校在二十年代逐步迁往上海,1927年扩充为国立暨南大学。郑洪年重掌学校后,把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纳入组织,兼顾学生培养和对海外社会的研究。1927年9月该部正式成立,由郑洪年担任负责人。
这一机构汇集研究、编辑和翻译人员,使长期的侨生联系转化为整理南洋知识的学术工作。以后部分研究者转赴新加坡,继续参与南洋学会等组织。学校与南洋之间因此不仅有人才回流,也有研究资料、问题意识和学术关系的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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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合并与广州重建
抗日战争时期,暨南先后迁至上海租界和福建建阳,1946年返回上海。1949年,其院系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学校;1958年在广州重建,使用暨南大学校名。南京学堂、上海大学与广州重建,是不同条件下的办学阶段。
2015年核准的大学章程在追述这一沿革时,把华侨高等教育列为学校鲜明特色。对早期历史而言,持久的联系来自接收侨生、安排课程与食宿、培养人才以及开展南洋研究等具体实践。这些工作使学校在多次中断和迁移之间,仍能以面向海外的教育使命接续发展。
参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