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的募款机构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布道者鲍勃·皮尔斯已在亚洲旅行，并接触到当地传教士和教会的救济工作。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由这种接触中成长起来。创办人的女儿玛丽莉·皮尔斯·邓克根据机构登记资料叙述，1950年9月22日，组织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提交成立文件：皮尔斯任会长，保罗·迈耶斯任副会长，塞尔玛·迈耶斯兼任执行秘书和财务主管。
初期工作的中心是替韩国难民、寡妇及儿童募集援助，资源来自美国的宗教捐赠网络。历史学者戴维·金将其早期定位概括为传教工作的支援组织：美国的筹款者与亚洲现场已有的人手相连，捐款转化为医院、学校和儿童收容设施的补助。
援助进入已有的照护现场
韩国教会是这条联系的重要一端。澳大利亚世界展望会的机构史记述，皮尔斯与韩国牧师韩景职合作，早期项目由韩氏所属的永乐教会照管，包括为寡妇提供住处及儿童小型收容设施。筹款机构的出现，并没有抹去当地人先行组织救济的作用。
皮尔斯在1957年12月22日的广播中，回忆1952年圣诞前后的一次访问：一位罗斯夫人带他穿过大邱，到一处由韩国妇女和几名年轻助手照顾婴儿的住所。房屋缺乏燃料和日用品，照护者已承担起日常工作，却没有足够物资。他把接下整所收容机构的支援责任，描述为世界展望会工作扩大的一步。地方人员承担照护，外部捐赠补充经费，构成了这类项目的分工。
每月十美元的持续关系
到1953年，皮尔斯推出儿童资助办法，美国捐助者每月缴付十美元，为韩国儿童提供支持。照片和通信让远方的捐款人感到自己与一个具体孩子建立联系，也把临时响应灾难的善款，变成可以逐月延续的收入。金的研究指出，儿童资助很快成为世界展望会筹款的支柱，并支持众多传教机构经营的儿童收容院。
这种安排把两个尺度接在一起：面对公众时，宣传集中在一个孩子的需要；落实援助时，资金又必须进入有人员、房舍和共同开支的机构。同期其他儿童救济组织也采用类似办法。其成长在于把个人联系、宗教动员和跨境拨款反复结合起来。
参考：[3]
十周年报告里的分工
1960年的十周年广播，是观察这套网络运作的当时记录。皮尔斯报告，组织正支持亚洲159所儿童收容机构中的13,600名儿童，并援助170名寡妇及其子女。
他还解释，各地的住处由长老会、卫理公会、圣公会等不同教派的工作者照管；世界展望会并不要求把房舍统一改挂自己的名称，而是承担提供款项的责任。广播同时介绍医院设备和其他项目的需要。募款消息由现场传回，资金再流向具体设施，形成了跨教派合作；
参考：[1]
国际化需要重新分配决定权
海外筹款机构壮大后，谁决定钱怎么用成为新的问题。澳大利亚机构史记述，格雷厄姆·欧文认为澳方不能只做收款的外站，还应向本国捐助人交代政策和长期方向。1977年，斯坦·穆尼汉召集各地负责人在泰国芭堤雅讨论；1978年檀香山会议进一步制定重组办法，美国原有机构让出部分权力，各成员保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章程，并参与共同治理。
国际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的2014年度报告把国际协调机构的成立定在1977年。与1978年的伙伴结构重组相联系，可以看出国际化是一段制度调整，而非1950年一次完成的创设。早年的美国募款与韩国教会合作奠定了跨境基础；其后把筹款、项目管理和共同政策纳入多方参与的组织关系，才形成了国际伙伴体系的另一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