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军队向北迎战
1260年9月3日，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忽都思率军在阿音札鲁特击败蒙古将领怯的不花。战场位于耶斯列谷地、基利波山北侧的泉水附近。这次交锋使叙利亚的政治归属发生转折，也使忽都思的将领拜巴尔斯进入权力重组的中心。
此前，旭烈兀的军队攻占阿勒颇和大马士革，随后主力离开叙利亚，由怯的不花继续控制当地。忽都思没有留在埃及等待进攻，而是北上迎敌。伊本·凯西尔记载，哈马统治者曼苏尔等叙利亚人物参与了这一阵营；他们既要抵抗蒙古军，也希望收回失去的领地。
忽都思与拜巴尔斯的合作还包含埃及军人集团的内部和解。拜巴尔斯曾随巴赫里派军人流亡，后重新回到埃及的政治军事体系。出征因此不仅是调动兵马，也要把此前互有冲突的将领暂时组织到共同目标之下。
泉水附近的交锋
埃及军队经阿卡一带前进，拜巴尔斯率前卫先行。阿米泰对早期记载的比较认为，蒙古军先在阿音札鲁特附近占据位置，马穆鲁克主力随后从西北方向接近。因此，把整个战役写成拜巴尔斯将敌人引入早已设好的包围圈，并不稳妥。
交战之初，马穆鲁克左翼受挫；忽都思重新集结部队，发动反击，最后蒙古军溃败，怯的不花死亡。伊本·凯西尔特别提到哈马的曼苏尔和军队统帅阿克泰的作战，又记述拜巴尔斯率人向北追击。主力交锋、集结反攻和追击，是不同的行动环节，不能只用一次佯退概括全局。
史料也保留不同版本。拉施特丁的《史集》写有伏击，并将怯的不花之死叙述为被俘后的处决；阿拉伯编年史则有阵亡说。双方作品都带有为本方将领塑造形象的倾向，其中的临阵长篇对话不宜当作逐字记录。
人数与战术解释的限度
双方确切兵力不能从现存记录中简单读出。史密斯指出，一种影响很大的马穆鲁克十二万人说，来自把法文“一万二千”误传为十二万；不同作者给蒙古军的数字也不一致。名义编制、实际到场兵力以及临时加入的叙利亚部队，必须区别对待。
史密斯强调马穆鲁克的训练、弓箭装备与专业军人的优势，这提供了一种解释，却不是没有争议的定论。哈尔佩林梳理后续研究时指出，学者对双方作战能力、草场供给和蒙古主力撤离原因仍有不同判断。把失败只归因于蒙古人轻敌，或只归因于人数悬殊，都会抹去问题的复杂性。
胜利如何变成统治安排
战后处分很快落到城市、领地和官职上。伊本·凯西尔记载，哈马交回曼苏尔，并增加迈阿赖等地；曾在蒙古阵营的霍姆斯统治者阿什拉夫获赦，继续掌握霍姆斯。与蒙古方面关系密切的另一名王公则被处死。胜利者没有一律废除旧统治家族，而是依据其行动重新决定保留、奖赏与惩罚。
同一记载还提到，萨拉米耶给予阿拉伯部族首领伊萨·本·穆汉纳。大马士革的总督与司法职位也重新安排，原受蒙古政权支持的法官伊本·扎基被撤换。阿音札鲁特的影响由此进入地方治理：谁能任职和支配领地，取决于对新政治中心的关系。
这些任命不能说明整个叙利亚已立刻稳定。阿米泰指出，沿海及北方仍有其他政治势力，部分将领的忠诚也未确定；取得战场优势与建立持续控制之间，仍有距离。
大马士革居民的另一种后果
对居民而言，战胜蒙古军并不等于危险立即结束。伊本·凯西尔写到，大马士革蒙古人员撤离后，追击者救出俘虏；同时，一些民众抢掠并焚烧基督徒教堂，火势波及住宅，还有被指与蒙古方面合作的人遭到杀害。
这位编年史作者以鲜明的宗教胜利语言叙事，甚至赞许迫害，因此需要把所记行动与作者评价分开。对教堂、住宅和人员的攻击，是政权更替中不同群体遭遇不平等风险的证据，不能用胜利庆典遮蔽，也不宜在没有可靠统计时编出受害人口总数。
参考：[1]
获胜者与长期边界
忽都思没有长期享有胜利。他在返回埃及途中遇刺，拜巴尔斯继承苏丹职位。缪尔的旧史把阿勒颇任命引起的分歧放在这一事件之前；伊本·凯西尔也将两人关系恶化同任命相联系，但这不足以证明暗杀全部细节。
继任者仍须巩固埃及与叙利亚的联系。拜巴尔斯处理大马士革的抵抗、调整地方关系，并发展开罗至大马士革的快速驿传。这些行政措施说明，军事胜利需要后续组织才能转为统治能力。
蒙古方面也没有从此放弃叙利亚。哈尔佩林指出，后续入侵持续到1312年，双方至1323年才达成和平。阿音札鲁特的重要性，在于阻止当次南进并改变区域权力配置；它不是一场令此后战争自动终止的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