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议会先解决什么问题
1629年12月31日，阿姆斯特丹市议会讨论了一项具体的教育难题：本城青年尚未掌握继续学业所需的哲学基础，就过早进入外地大学；一些人离开父母监督后行为失范。决议授权市长们聘请合适学者，教授哲学和历史，并准备讲堂、决定薪酬。
这份创办文书把青年培养与市政责任联系起来。学校首先服务于拉丁学校与大学之间的过渡，而非按后来的综合大学规模设置。1630年12月11日，议会又把一名教师改为两名，理由十分务实：若唯一的教师生病，整个教学便会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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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学者，取得办学空间
城市请来赫拉尔杜斯·约翰内斯·沃修斯和卡斯帕尔·巴尔莱乌斯。1631年11月27日的决议为沃修斯从莱顿迁来家具、尤其是大批藏书拨付二百盾，为巴尔莱乌斯拨付一百五十盾。书籍与人员的迁移因此有可见的财政支持。
莱顿方面担心新校侵害其大学特权，争议进入法律程序。1631年12月的裁决允许阿姆斯特丹办学，但不能授予学位或举行正式考试。新机构名为光辉学院（Athenaeum Illustre），这一法律地位决定了它可以发展高等课程，却尚非拥有完整授位权的大学。
礼拜堂中的两场开学演说
学院设在改造后的圣阿格尼丝礼拜堂。1630年的市议会决议已选中这座当时由海军机构用作仓库的建筑。1632年1月8日，沃修斯发表《论历史的用处》，以历史学习说明人的行动与后果；翌日，巴尔莱乌斯发表《有智慧的商人》。这两天是开学仪式，不应与筹办决议或后来的大学改制混为一谈。
巴尔莱乌斯演说初版由阿姆斯特丹印刷家威廉·布劳刊印，扉页标明开学场合，献辞列出市政官员与学校管理者。它把城市的商业繁荣、青年培养和学术声望置于同一公开表达之中，也让讲堂内的讲话获得印刷传播的生命。
商人的知识与道德训练
《有智慧的商人》没有教听众计算一笔买卖的利润。巴尔莱乌斯在开头说明，他要讨论经商如何受理性与学问引导。他借用古典哲学，要求商人不因财富增长而放弃节制，也不把损人和欺骗当作获利捷径；学校的价值因此包括品格训练。
演说举了一个贴近港口市场的例子：粮价高涨时，一位商人已运粮抵达，又知道更多运粮船即将到港，他是否应该向买主透露消息？巴尔莱乌斯借西塞罗等人的讨论，把商业信息、诚实与共同利益连起来。这样的课堂理想，使古典文献与阿姆斯特丹的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但理想本身并不能证明全体商人已经照此行事。
参考：[5]
公开听讲与持续学习
早期学院面向青年学生，也允许感兴趣的市民听公开讲座。教授在家中开设的私人课程与辩论练习，则承担更深入的学习。公开讲座的声望不能代替这些日常教学；缺少完整早期学生名册，也使后来研究者难以复原每年的实际入学人数。
城市图书馆移入学院楼上，为讲授提供了书籍环境。沃修斯和巴尔莱乌斯之外，马丁努斯·霍滕西乌斯于1634年开始讲授数学和天文学，后来又开航海课程。课程扩张把人文学问与商港需要的知识联系起来，但听众兴趣和教授是否稳定授课，都会影响成效。
城市学院与后来的大学
巴尔莱乌斯演说在1641年、1662年出现荷兰文译本，并通过再版延续影响。范德沃德在1967年整理该文时强调，它讨论的不仅是商人形象，也包括城市为什么需要学术机构，以及知识教育与职业实践之间的关系。演说的持续流传，不等于学院各阶段都拥有同样的课程或繁荣程度。
1876年新的高等教育法律为改制创造条件，1877年10月15日新大学正式开幕。1632年留下的是市政投入、教授聘任、讲堂与图书资源相结合的制度起点；完整大学权利则来自后来变动。把二者分开，才能理解阿姆斯特丹大学如何从规模有限的城市学院逐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