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学到王室大学
塔尔图大学的创办发生在瑞典统治利沃尼亚时期。1629年出任当地总督的约翰·斯屈特着手建立学术中学，为新的行政机构培养人才；1632年，瑞典国王将它提升为大学，称Academia Gustaviana，即古斯塔维亚纳学院。这是学校取得大学地位的关键阶段，不能与后来战争中的迁移及重开混为一谈。
新校设神学、法律、医学和哲学四科，以拉丁语进行学术活动，路德宗神学占据重要地位。其章程借鉴斯屈特参与制订的乌普萨拉大学章程。制度移植使塔尔图能够接入现成的学术传统，同时也把瑞典的宗教与行政需要带入大学组织。
跨越波罗的海的生源
霍特森依据既有学籍研究指出，大学在最初约四分之一世纪内登记学生约1016人，其中来自瑞典者约400人，另有约150人来自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萨克森。这个累计规模不是1632年的入学人数，也不等于同一时点的在校人数；它表明新校虽规模有限，却已拥有跨地区生源。
学生进入的是以讲授、公开论辩和考试组织知识的环境。论辩文本往往标明伦理学、自然哲学等主题，使学生面对某一问题提出和检验论证。哲学科的学术范围比今天的哲学专业宽得多，不能把其数学、自然研究及语言训练排除在早期教学之外。
庄园收入、财政拨付与欠薪
大学的经费与瑞典地方财政相连，英格里亚的大学庄园是重要收入来源，开支则包括教师和职员薪资、学生膳食与奖学金。H. Piirimäe依据利沃尼亚总督区账簿及大学账目逐年比较预算与实收，指出不能只用教授的申诉信判断全部办学时期。
账目研究识别出1635至1637年的严重欠薪，以及1654至1656年因大学庄园抵押给私人而加剧的困境；两者之间也存在财政较正常的年份。庄园收入并非唯一来源，名义上的拨款与真正到手的钱也需区分。由此可见，维持教学取决于地方收入能否稳定转成工资和助学支出。
参考：[3]
章程规定与课堂实践
1632年章程要求教授清楚、明白地陈述知识，并提倡苏格拉底式或拉米主义的教学方法。拉米主义重视知识的分类与教学秩序，反对繁琐的经院论辩；但研究者比较早期论辩文本后发现，正式规程没有完全决定教授实际采用的哲学框架，亚里士多德传统仍有影响。
人员配置也存在计划与实施的差距。章程为数学安排两个教授职位，多数时候却只有一个职位得到填补；有关数学教学的分工涵盖算术、几何、光学、力学和天文学，并强调实际用途。以课程与论辩研究办学，可以看到学校如何在有限教师和不同学术取向之间分配教学责任。
参考：[4]
教师的文本工作与分歧
第一任神学教授安德烈亚斯·维尔吉尼乌斯在1631年已获国王邀请前往塔尔图，开校时担任副校长。他的教学与写作紧密相连：围绕《约翰福音》的论辩在1647年结集成为注释，1650年代又出现《诗篇》和《马太福音》的论辩系列。这些成组文本展示了课堂训练怎样转为可传播的学术作品。
校内也并非意见一致。维尔吉尼乌斯倾向亚里士多德传统，与更支持拉米主义的教师发生分歧；其1636年的自辩文章又涉及贵族身份与名誉问题。学者的思想选择、行政职务和社会地位交织在一起，影响了新大学的实际运作。
参考：[5]
印刷所把教学变成文本
新校需要让论辩提纲在讨论前送到教授手中。Anu Lepp对早期印本的研究指出，大学章程要求提前公告论辩，并向教授分发文本；本地印刷因而成为教学的配套设施。1632年运作的大学印刷所由雅各布·贝克尔主持，设备属于大学，工作人员报酬由校方支付，印工也受大学监督。
在此以前，塔尔图中学的部分论辩文本要到里加或乌普萨拉印制。本地印刷缩短了教学与文本复制之间的距离，也把公告、典礼记录和论辩作品保存下来。但印刷所不是无成本的传播机器，贝克尔所得报酬不足以维持经营和支付工匠工资，教授自印作品还需要付费。学术活动能留下多少文本，与经费、劳动力和材料供应同样有关。
参考：[6]
战争中断与制度留下的痕迹
1656年俄军围攻塔尔图，大学被迫迁往塔林；在那里缺少稳定的财政基础，至1665年停止活动，1690年才再度恢复。早期办学不能只由开校年份概括：它依靠教师到岗、学生跨城流动、经费到账和印刷生产共同维持。学籍、账目及论辩印本留下的痕迹，也使后人能够把王室提出的制度规划与日常教学的落实情况分开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