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创办与办学

浙江大学把办学渊源追溯到1897年在杭州创设的求是书院。那时成立的是面向中西学问的新式书院，后来大学的名称、院系和组织规模尚未形成。筹设、招生、学生入院与后来的大学改组，是这段历史中需要分别辨认的环节。

1897年3月16日《新闻报》已报道，浙江筹办的新学堂选址于杭州横河桥的普慈寺，房屋正在兴造。杭州知府林启担任总办，陆懋勋任监院；名单同时列出正教习王令庚以及副教习卢葆宸、陆康华等人。4月《申报》进一步记载，地方官府已筹集款项、延请教习，正式以“求是书院”招考住院学生。

这些报道呈现出一种由地方官员主持、聘请中外教师办学的安排。既有寺院空间被转用于教育，行政筹办与教学事务又分由总办、监院和教习承担。新式教育的建立，因而包含场地、经费和人员组织的具体转换。

参考：[1] [2]

《申报》刊载的招生办法面向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等旧式士子，年龄要求在三十岁以内，并须愿意住院学习。报名者要填写姓名、住址及年龄等资料，由公正绅士出具保结；已有化学、算学、图绘或外国语文基础的人，还应加以注明。

考试分为前后两次：先考经史策论，再由教习参与复试，计划录取三十名。旧学修养仍是筛选基础，西学能力则成为进一步考察的内容。它并不是只凭外语成绩录取，也不是把原有士子身份与经学训练一并取消。

1897年5月9日《申报》称，初试后取四十四人，再按章复试录取三十人，其余列为候补。另一则《新闻报》对复试人数有不同报道，但两报都显示，招生并非发出告示后立即全员入学，而要经过报考、考试、复试与取录的程序。

参考：[1]

同年《集成报》转载《新闻报》的记述说，开院时章程已经拟定，课程由总教习安排。学生按照已有基础分成三班：学过英文者、学过算学者和尚无相应学习经历者各成一班。这种分班反映出，入学士子的西学准备程度并不相同，教学需要从差异出发。

复试报道也把洋文与算学作为明确的考查项目。联系初试的经史策论，可以看到书院同时容纳旧学训练和新的知识门类。它把外国语文、数学等学习带入地方官办的住院教育，而具体教学又由所聘教习组织，形成了不同于单纯科举应试的学习安排。

参考：[1]

学习制度还有物质保障。1897年5月25日《申报》记载，每名学生每月领取洋五元，作为饭食和杂用费用；每逢朔、望举行两次考核，优等者另有奖励。这里的五元是生活补助，不是向学生收取的学费。固定补助与成绩奖励相配合，意在使学生能够住院专心学习。

同一报道还强调，不必同时用功于科举应试，以免分心。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旧式文化被抛弃。6月21日《申报》追述学生进院时，林启率学生先拜孔子，再向教习行师生礼，随后向地方长官行礼，最后分赴住处。

新课程与传统礼仪同时出现，构成求是书院初期办学的特点：组织者试图改变士子的知识训练和学习出路，同时仍借用既有的师生伦理与官学秩序来安顿新制度。

参考：[1]

求是书院此后经历改名与停办。1927年，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工学院与劳农学院；1928年4月改称浙江大学，7月冠以“国立”，设工、农、文理三院。

抗战中，学校在竺可桢主持下辗转西迁贵州，1946年秋返杭。1952年院系调整后，浙大转为多科性工业大学。1998年，浙江大学与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不同阶段的分合，不能被压缩成1897年一次创办的同一事件。

参考：[2]

教学机构的发展也逐步体现为对外发表研究。1942年《物理评论》刊登王淦昌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署名机构为位于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来稿日期为1941年10月13日。题名、机构地址和发表时间，将一项基础物理研究具体联结到战时内迁的大学。

这篇论文讨论利用电子俘获后原子核的反冲来检验中微子的设想。它提出的是研究建议，不能写成浙江大学当时已完成中微子的直接发现。从求是书院以招生、课程和住院制度组织新学，到大学教师通过国际期刊提出研究问题，办学活动的范围已经发生了明显扩展。

参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