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藏书接管的节点
捷克共和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不能用一个年份概括。布拉格克莱门特学院的耶稣会藏书在十六世纪已经积累,主要依靠赠书与遗赠。1622年,布拉格两所大学首次合并时,查理大学的藏书转供耶稣会使用。1622年标志的是大学藏书的接管,却不能等同于现代国家图书馆成立。
1638年两校分开后,原有藏书没有归还查理大学;大学另建服务于法律和医学的图书馆。因而后来公共图书馆汇集的并非一条连续不变的收藏,而是经历分离、重新建设和再度合并的多组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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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由学院书库转为公共机构
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为重新安排其藏书提供了政治条件。玛丽亚·特蕾西亚1777年2月6日的宫廷敕令,将克莱门特学院与新卡罗林图书馆等收藏纳入国家主持的公共大学图书馆;同年10月30日正式开放。馆址沿用布拉格的克莱门特建筑群,既继承书籍,也利用原有收藏空间。
金斯基伯爵参与早期管理,并促成私人和家族藏书加入。这里的“加入”须分辨产权:汉斯利克记载,家族大藏书库保留家族所有权,须单独排列、妥善保存,不得出售或交换。公共使用并不自动意味着全部藏书转归国家所有。
基金、大学拨款与日常开支
馆史记载,最初基金本金为8100弗罗林,由原耶稣会各书库的资金汇集而来,其中包括金斯基追加的200弗罗林;年度利息约384弗罗林。合并后重复书籍的出售提供补充收入,但运输、扩建、办公及大部分工作人员薪酬同样消耗经费,图书馆还须借助大学垫款。
这些数字分别是本金、收益与支出,不能相加作为“创馆预算”。1781年工作人员薪酬改由耶稣会基金负担,办公和必要修缮另有定额;1782年宫廷又支持落实大学每年300弗罗林的拨款,优先购置法律、医学著作。稳定服务的前提,是把收藏接收与持续经费安排结合起来。拨款用途的规定也体现了大学的参与:合并后的图书馆既承担一般学术服务,仍须回应原来法律、医学教学对新书的需求。
参考:[2]
人员与早期服务对象
公共图书馆最初服务的主要是大学教师、学生和人数有限的学者群体,其“公共性”仍具有十八世纪的社会边界。它的直接任务是让学术文献能够被整理、检索和阅读,而非像一所实验研究所那样围绕单一课题组织全体人员。
金斯基及韦日尼克之后,卡雷尔·拉斐尔·翁加尔于1780年10月接掌图书馆。他兼有大学教学和修会图书馆管理经验。面对修道院撤销后运来的大量图书,问题不仅是增加书架,还包括识别版本、建立次序、扩充阅览空间以及训练能够处理文献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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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混杂藏书到可用目录
翁加尔任内的分类整理提供了观察协作方式的具体实例。来自不同修道院的图书运输与接收颇为混乱,部分途中散失。馆员必须先辨认实际收到的书,再依照维也纳劳滕施特劳赫的指引,按学科组织为54个部门,使各来源藏书能够进入共同的检索和排架体系。
他也将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有关的著作汇成“Bibliotheca Nationalis”专藏:包括当地出生作者以各种语言写作的作品,以及在波希米亚居住或使用捷克语写作的外来作者作品。约2000册捷克文旧印本的汇集与目录编制,将地方文化研究落实为具体的征集和书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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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学问变成机构能力
翁加尔要求下属具备语言、文献和图书馆业务知识,也重视手写记录的清晰。他组织星期六业务讨论,让工作人员共同处理当下的书目和管理问题。在尚无成熟图书馆专业学校的条件下,这种在岗学习把经验传授嵌入日常工作。分类规则来自维也纳,具体选择和整理却在布拉格完成;地方文献专藏又将通用规程与当地学术需要连接起来。
图书馆的形成因此包括不同层次:1622年是大学藏书转交,1777年是公共大学图书馆制度的建立与开放,此后分类、目录和人员培养才使资源持续可用。其学术贡献既来自保存旧书,也来自让来源分散的文献能够被共同整理,并供新的研究者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