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创设目标
1917年10月15日,教宗本笃十五世以《Orientis catholici》自动手谕,在罗马设立宗座东方学院。同年5月成立的东方教会圣部负责相关教务,学院则承担培养专门人才的任务,由圣部直接监督,并通过它隶属教宗。最初院址设在梵蒂冈附近原“归信者接待所”使用的建筑中。
学院研究的“东方”主要指东方基督教各传统。创设文件希望训练将赴东方服务的拉丁礼司铎,也准许东方天主教及东正教人士求学。课程同时讨论天主教与东方教会的教义来源。教廷把这项学术事业与其追求教会合一的宗教目标相联系。
参考:[1]
把语言、文献与论文连在一起
1918年《院务通告》宣布12月2日开课,注册地点为罗马斯科萨卡瓦利广场。正式学生须已完成哲学和神学学习,另设可以选听课程的旁听生。登记、听课与使用图书馆均不收费。创设时的课程为两年制,涵盖神学、教父学、教会法、礼仪、历史、考古与东方语言。
通告把语言训练的目的写得具体:让学生直接阅读原始文献和东方宗教作家的著作。每位学生须学习两种东方语言,语言课列入考试。教父学课程讨论著作真伪、版本和手稿来源;申请学院文凭者除口试,还须提交论文,选题前向院长及相关教师请教,再按学术方法展开。这使课堂知识、原文阅读和个人研究成为连续的训练。
1922年的管理与师资调整
初创院址虽接近梵蒂冈,却远离罗马其他学院,往来不便。1922年9月14日,庇护十一世致函耶稣会总会长莱多霍夫斯基,决定把东方学院迁入宗座圣经学院所在建筑,并将其交由耶稣会负责。两院按各自目标保持区别,而共同课程与师资可以相互补充。
这封《Decessor Noster》也肯定了尼各老·马里尼枢机及本笃会院长伊尔德丰索·舒斯特此前的工作。后来1928年的通谕进一步说明人事机制:耶稣会总会长负责寻找合适院长和教师,提出教员人选供教宗批准,教宗保留最高指导权。稳定的管理和持续补充师资,由此成为学院发展的一部分。
院舍和图书馆的资助
学院随后取得圣母大殿附近的圣安多尼院舍。庇护十一世在1928年《Rerum Orientalium》通谕中说明,购置和改造院舍使用了一位已故高级教士的遗赠,以及一位美国信徒的捐款;西班牙方面另提供资金,帮助扩充和配置图书馆。
图书馆从1917年的创设文件起就是教学所需设施,收藏范围包括相关书籍与期刊。1928年教宗又呼吁捐助书刊、手稿和图像资料,使教师与学生能够利用难以取得的东方材料。学院的经费因此不仅用于容纳课程,也用于建立文献研究的共同条件。
从原始文本形成研究成果
学院通过《Orientalia Christiana》出版研究,既有本院人员的著作,也邀请院外专家参与。1928年第12卷第45号刊出尼基塔斯·斯泰塔托斯所作《新神学家西默盎传》的希腊文本,由伊雷内·豪舍尔编校、撰写导论与批注,并与加布里埃尔·霍恩合作提供法译。
这部研究以希腊原文和法语译文对页排印,另附导论、校注与索引。读者可以把译文同原文对照,再利用编者的说明了解文献背景,语言学习与文献研究因此进入具体的出版成果。
1928年的跨院协作
1928年9月30日,《Quod maxime》手谕把东方学院、圣经学院与宗座额我略大学联系起来,同时保留两所学院自身的地位及对教宗的直接隶属。文件设想教师共同研究、合作编写书籍期刊,学生可向其他院校教师请益。
图书资源也纳入安排:三处图书馆虽分设不同地点,使用上应彼此连接,各院备有三馆目录,便于查找资料。这些规定把专门研究所与更广的神学教育联系起来,为人员、出版和文献利用提供了持续合作的形式。
参考:[5]